摘要:邓玉娇被坊间称之为“女杨佳”。而恰恰是在杨佳案里,杨佳母亲的离奇失踪,也让杨佳案件的审理无事生非,带有了非常离奇的成分。
新加坡《联合早报》25日刊出署名文章说,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发生的几起令人深思的事件,如“罗彩霞案”、“邓玉娇案”等。有些官员从骨子里就没有把执政党和老百姓的利益等同,近日“蹿红”互联网的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一句“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就“雷”倒了亿万中国人。出现“替谁说话”舆论风波也不完全是坏事,起码在一定程度上,再度为执政党提出了个“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的哲学命题。(
问题真就他娘的这么简单?
还是拿其中的邓玉娇事件来说吧。
王未名从美国给我发来BBC和世界日报的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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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官”服务员邓玉娇当庭获释
审理结束,邓玉娇与母亲走出法庭。
审理结束,邓玉娇与母亲走出法庭。(新华社图片)
湖北巴东县法院星期二(
法院裁决,邓玉娇防卫过当,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但考虑到邓玉娇主动投案,又有心境障碍,最终免予刑事处罚,并宣布她即刻恢复自由。
邓玉娇案引发中国民众的广泛关注,一些律师、网民和记者自发组成声援团,呼吁公开公正处理这一案件。
据媒体报道,审判期间,巴东县法院外约有500人聚集,有大批警察维持秩序。
邓玉娇案公民声援团发言人彭定鼎对BBC中文网说:"这个第一回合是法律的胜利、邓玉娇的胜利也是公众的胜利。"
彭定鼎说,这反应出两方面的原因:其一,这是自2003年以来公民权利意识的崛起;其二,网络放大了权利意识的崛起和言论的自由,对当局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论坛讨论
论坛:邓玉娇被判罪免受处罚
有人担心,网络和民意固然重要,但如果影响到审判的结果,则不利于法律的公正性。
彭定鼎说:"法律是不怕人们议论的,公众舆论不会使法律偏离正义,而只会使法律更接近正义,公众舆论会影响法律正义的说法是不对的。"
自卫
21岁的邓玉娇是湖北巴东野三关镇"梦幻娱乐城"的服务员。她在
邓玉娇随后用自己的手机拨打110报警,主动投案。
邓玉娇案在中国社会引起极大反响,不少评论称赞她是"烈女"。
被刺死的是巴东县野三关镇招商办主任邓贵大,被刺伤的是招商办副主任黄德智。招商办另一名副主任邓中佳当日也在场。
警方调查后认定,黄德智、邓贵大当晚强迫要求邓玉娇陪其洗浴,在遭到拒绝后对邓玉娇拉扯推搡,并进行言词侮辱,导致邓玉娇持刀自卫。
巴东县纪委和监察局本月早些时候对黄德智及邓中佳做出处罚。黄德智被开除党籍,解除公职,并已经被警方拘留,邓中佳也被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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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審判決 鄧玉嬌免罰 恢復自由
大陸新聞組北京16日電
June 16, 2009 12:00 AM | 1938 觀看次數 | 1 1 評論推薦: | 電郵給朋友 | 打印
備受矚目的「鄧玉嬌刺死官員案」今天在湖北巴東縣法院一審結束。合議庭當庭宣判,鄧玉嬌的行為構成故意傷害罪,但屬於防衛過當,且鄧玉嬌屬於限制刑事責任能力,又有自首情節,所以對其免除處罰。鄧玉嬌在法律上由此徹底恢復自由身。庭審期間,大約有四、五百人在法院外圍觀。
她身體虛弱
財經網報導,據旁聽人員表示,庭審於今天上午8時30分在巴東縣法院第一法庭開始進行。鄧玉嬌出現在被告席上,身體略顯虛弱,但精神狀態還算良好。整個庭審期間,鄧玉嬌說話不多,聲音也比較小,但思路很清晰。據了解,鄧玉嬌在案發後被採取監視居住的強制措施,由家人陪伴生活,16日的公開開庭,是她近一個月來首次出現在公眾面前。
據報導,開庭前,聲援鄧玉嬌的民間團體聲稱,將在法庭外發動示威,一旦法院判鄧玉嬌有罪,他們將在武漢發起大規模的示威抗議行動。
民間聲援團體發起人羅加久則表示,由於法庭遲未公布開庭時間,讓他們無法動員大規模的聲援,而且有八名聲援人士昨天在巴東縣城舉牌抗議時被捕。報導指出,一審判決免除處罰鄧玉嬌後,這些聲援者頻頻表示肯定,「示威抗議當然就不辦了」。
認定是自首
公訴人認為,鄧玉嬌在制止鄧貴大、黃德智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過程中,致一人死亡,其防衛行為明顯超過必要限度,屬於防衛過當。依照刑法規定,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以故意傷害罪追究其刑事責任。但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同時,鑑於鄧玉嬌屬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依法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具有主動投案自首的情節,也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據旁聽者表示,鄧玉嬌的辯護律師汪少鵬、劉鋼為鄧玉嬌做了無罪辯護。他們強調,鄧玉嬌的防衛行為是適當的、適度的,並沒有超過必要限度;鄧玉嬌的行為同時也符合刑法第20條的規定,具有無限防衛權,不應負刑事責任。
屬防衛過當
經過近一個小時的法庭辯論後,法官於上午10時30分宣布休庭。
報導指出,經過合議庭合議後,法官於上午11時宣布了判決結果:鄧玉嬌的行為構成故意傷害罪,但屬於防衛過當,且鄧玉嬌屬於限制刑事責任能力,又有自首情節,所以對其免除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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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气候谈判:升温还是降温?
绿色和平示威者在波恩气候大会场外示威
绿色和平示威者在波恩气候大会场外示威
英国报章有关中港台的报道和评论:(
本周的《经济学家》杂志上有一篇关于中美气候对话的文章。文章说现在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似乎试图停止相互指责,开始拯救地球。文章说美国和中国将在今年12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决定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协议上扮演关键性的角色,该协议将取代将于2012 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
届时将有180个国家参与谈判,但大多数人都认为中美则是最后决策的关键。美国气候变化谈判特使斯特恩表示北京正朝着正确的方面迈出了一步。然而,文章说许多中国人仍然觉得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污染国,因此,美国应该为清理全球污染先做出表率,而另外的一些批评人士怀疑美国又是在利用环境问题来打压中国。
文章还说一位美国的官员承认说现在气候变化的问题已经在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上变成了最主要的议题,甚至取代了贸易和人权问题。文章说从2007年起,中国取代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
但中国争辩说它有权保持快速的经济发展以及向西方看齐的生活标准,而且它说如果按人头来计算的话,那中国的能源消费以及排污量只占美国的一小部分,远比不上美国。同时中国还指出它在近年来已经在节能以及再生型能源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和取得了巨大的改善。
邓玉娇杀官案
《每日电讯报》刊载了震惊中国的邓玉娇刺死刺伤官员的案件相关报道,该报驻北京的记者发来的内容虽然平铺直叙,但是标题则是"服务员因为刺杀性侵犯官员而受审引起愤怒"。
上海同志
上海的同性恋文化节则是《国际先驱论坛报》关注的焦点,该报道说这次的活动是测试官方容忍的程度。报道说组织者最后服从官方指示,限制参与人数、降低噪音,最重要的就是同意绝对不会发生令政府尴尬的事情
中印经济
在经济消息方面,《金融时报》报道说,印度的中小企业敦促印度政府加快中国玩具倾销的调查。该报道说,根据印度商会的调查,有2/3的受访企业因为价格低廉的中国产品而利润下降,印度商会秘书长还向该报记者表示,印度商品无法和中国产品竞争,主要原因是中国是人为的操纵价格,所以就算进行反倾销调查也不能解决问题。
周二《金融时报》大篇幅报道了"金砖四国"峰会,该报在印度孟买的记者将中国和印度作了对比。报道中,一名印度的学者表示,印度永远追不上中国一心一意就是为生产和经济增长的做法,但是中国也永远追不上印度民主、民权以及法治的文化。报道说,两国的企业彼此互不信任,但是同一名印度学者说,中国经济的火力大概是印度的三、四十倍,而且集中力量吸引外资,而中国地方政府为外资开办一条龙服务窗口也是相当常见的。
《每日电讯报》上周六报道说,中国审计局发表的统计数字说,中国今年5月的工业产值为百分之8点9,比前一个月增加了1点 6个百分点,也超过了原先预估的百分之7点5。而中国的零售则增加了百分之15点2。该报道认为这都显示中国的4万亿人民币刺激经济计划发挥了作用,而且为世界经济衰退告一段落带来了一线希望。该报引述学者的话说新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生产和零售市场维持了强劲的增长"。
中国高考竞争激烈
中国高考竞争激烈
高考练兵
《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周末对中国的高考也作了相当详尽的报道。该报道以一名准备高考的学生为主角,报道中国的家庭如何全力以赴,求得就是孩子考上名牌大学。报道还说,家长为求孩子能够考进大学,不惜作弊,而去年就有2千6百多名考生因为作弊被逮。而报道主角的这名学生,最后因为分数过低,连二流大学的门也进不了,学生的家长决定将他送到天津的一所军事化管理补习学校,全力准备明年重考。
邓玉娇获释:人民的胜利
审理结束,邓玉娇与母亲走出法庭。(新华社图片)
审理结束,邓玉娇与母亲走出法庭。(新华社图片)
星期三的《泰晤士报》和《独立报》都对邓玉姣刺死刺伤淫官但最后免受刑法获释进行了报道。《泰晤士报〉的报道说,邓玉姣这个年轻弱小的女子面对强暴敢于捍卫自己的尊严,她获释的消息得到了中国网民的欢迎。一位网民写道:"这是人民的胜利,正义的胜利。" 另一位网民写道:"哪里有犯罪证据?她是无罪的,她所进行的是百分之百的正当防卫。"文章接着说律师对这一判决结果,也表示欢迎。中国著名律师蒲志强表示关于对邓玉姣的最后裁决是由高层决定的,可能是最高法院决定的。他还说当然她属于自我防卫,但最主要的还是公众舆论起到了作用,因此他说这是公众舆论的胜利。文章最后说邓玉姣的案子所引起的关注反映了公众对政府以及官员腐败的广泛的愤怒情绪。
《独立报〉的报道说对邓玉娇所受到的同情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同时也引发人们对妇女权益保护的大声疾呼。邓玉娇案集中反映了公众对腐败以及腐败官员滥用权力的痛恨。
一狗政策使爱狗人士愤懑
此外,《独立报》在星期五刊登一篇文章说中国的一狗法律使得一些养狗的人士感到愤懑。文章说中国早已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现在中国将要从下个月起在许多城市推行一项新的政策,每户人家只许养一只狗。文章说这一政策的制定是为了控制狂犬病以及城市流浪狗的问题。文章说中国的狂犬病占世界第二,仅次于印度。但文章说实行这一政策后,可能会有更多的狗遭到遗弃,流落街头成为流浪狗,因为爱狗人士必须做出选择,只能保留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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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鬼子的中文媒体的相关报道。
“性感”和“发展”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老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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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性感撩人的《男人装》杂志,在创刊五周年之际,推出了230页的特大纪念号。这本以男女调情游戏搏出位的情色读物,绽放在都市街头,型男艳女的虚拟情景画面,催动人心,那是一种伟哥式的召唤。主编者在狡黠地打了几年擦边球后,终于口吐真言,叼烟斗扮酷的嘴巴说出了对“性管制”的不满:“在中国,只有在内衣秀的时段才可以装模作样匆匆高谈阔论一下性感的命题。”他抱怨时装界“性感不足”。
这种半带撒娇的口吻,并不能让人产生一丝怜悯。纪念刊里塞满了对自己的溢美之词,借真假莫辨的“读者”之口,称杂志在男人和女人之间搭了一道桥,让他们知道了什么是好男人和好女人。标榜“时尚化性感”的杂志,以抽取精神内核的男女为主体,洋溢着一股灼人的荷尔蒙气味。他当然可以成功,因为这个时代已经制造了足够多的闲人。他们甚至可以通过销售色欲完成自己奢侈品的升级换代。该杂志不无炫耀地写道:主编五年前最贵的皮鞋仅值三千三百元,现在一跃而为五万元的劳力士手表。
激发起人们的色欲,对杂志经营是有益的。对社会而言则未必是幸事。
如果官员放纵自己的淫欲,有时连命都保不住。巴东女子邓玉娇手刃欲强奸自己的官员,民意沸腾,视其为抗暴英雄。网友自发创作诗词歌赋,佳句迭出。“难得民女奋身起,斗流氓兮斩豺狼。”“久违正气一舒张,天地为之久低昂!”“笑看正义花落去,新衙只对百姓狂。”可谓对社会现实的精辟概括。“土家、苗人等,民风淳朴,邓玉娇抑或苗族也——官府倘迫之太甚,则其血性发作,往往啸聚山林,所谓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此之谓也。邓贵大等,小镇之恶吏也,区区巴东如此,国中此辈衮衮不可胜计焉尔!纵吏残民,国祸之源也。则沪上刀客,巴东烈女之起,有何怪哉?”大侠饕餮所撰写的《新史记烈女传之邓玉娇传》,文辞精妙,义理俱佳,在网上不胫而走。
是英雄还是杀人犯?对烈女是否定罪、如何量刑的争论,撕裂了中国社会:民间与官方形成异常紧张的对峙。这个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分界岭——老百姓找到了自己行使力量的方式,以抗衡没有边界的权力。由于官方轻易不会放弃正义代表者的角色,故对于这种级别甚低的(按第十九期《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邓贵大只是一个科员,“不算什么领导”,其他两人则连公务员都不是。)官吏的被害,可能会更在乎民意。每一个事件都可能引爆社会这个火药桶,政府尽管心有不甘,但往往会迁就底层的呼声。摁下葫芦会浮起瓢,但先摁下去再做计较。
在有关邓玉娇事件的报道中,新创刊的《精品阅读》杂志可圈可点。他们以“孬官的各种死法”为题,刊登了评论家时寒冰的长文,仔细分析了该案的可能走向:当地政府一意掩盖真相,烈女处境堪忧。杂志刊发了三十年前《人民日报》的一篇旧文,这篇报道记述了当年烈女蒋爱珍击毙三名侮辱其人格军官的事件,在两万多封读者来信的压力下,新疆当局被迫取消死刑判决。巴东烈女会有这样的幸运吗?
诗言志。由社会事件引发的潮水般的民间创作,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时曾经大放异彩。一首“我哭豺狼笑”的诗歌,引爆了积蓄已久的抗争。在媒体噤声的黑暗年代,《天安门诗抄》照亮了迷茫而愤怒的民众。
在这样的年代,甚至可以说,生活创造了艺术。杭州飙车案所创造的“
真正的民间艺术正在死去。作家冯骥才常年从事采风,搜集民间文化遗存。《收获》第三期刊登了他又一篇田野手记,他试图找出那些藏在大地深处的“剪花娘子”。七十多岁的康枝儿大娘,住在内蒙古和林格尔草原上,她用一把粗重的剪刀,随手就能剪出自己想剪的一切事物。“她的简练达到极致,似乎像马蒂斯那样只留下生命的躯干,不要任何枝节。于是她剪刀下的生命都是原始的,本质的,膨脝又结实,充溢着张力。”“没有市场霸权制约的艺术才是真正自由的艺术。”令人惋惜的是,那些野花一般的艺术天才,正寂寞凋零。“还有多少天才我们还没有发现,有多少天才有待发现,有多少天才还没发现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慨叹:中国这么大,干这些事的人却分外少。
地方官员都在干大事。“城区面积不断扩大,崭新的建筑群落不断涌现,一条条宽阔的马路四通八达,”《时代周报》报道说,江苏邳州县委书记李连玉一人挑着整个县向前狂奔,为了筑巢引凤,他建造了“全中国最漂亮的政府大院”,这座标志性建筑占地600多亩,由15座具有汉代风格、总建筑面积达
他一个人主宰了一个县民众的喜怒哀乐。他要求公务人员每天工作16小时;所有的人事变动都必须经他同意;他只要突然想起什么事情,需要开会,马上就通知开会,不管干部们是在吃饭还是睡觉,白天还是夜里。“县委书记的权力边界究竟在哪里?”处于惊吓中的公务员喃喃发问。“除了外交、军事、国防这些内容没有,他们拥有的权力几乎跟中央没有区别。”(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刚建语)
他们正在制造更多的文化废墟。记者宋阳标的报道说,李书记领衔打造的许多工程已经荒芜。当初要“做中国最大、世界最大”的“金凤凰国际家具城”,今天已经变成一只“死凤凰”,被主人当作一只烂鞋丢在自己的领地上。
其实,不独邳州如此,每个地方都有一个“上帝”。
因发现地宫而闻名于世的法门寺,也正在遭受“开发”的洗礼。第二十一期《瞭望东方周刊》报道说,陕西法门寺开发引起争论。一个法门寺变成了两个,门票从几十元提升到120元。法门寺所在地扶风县政府,为了分得收益,强征9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开发公司合伙打造“佛都”。村民高全林因不满政府拆迁补偿而被人打成粉碎性骨折,随后,在该县主要官员的率领下,高家被强行拆除。规模宏大金碧辉煌的“合十舍利塔”起来了,高家等好几户村民却无家可归了。几年前,该县因为抢占农田扩展县城,而被央视焦点访谈曝光。主事者平级调动后,后继官员显然没有受到任何约束。矗立在周原肥沃田野上的艳丽佛都,仿佛在炫耀着权力的尊贵。
这是政府权力横行的又一个标本。官员的逐利冲动(仕途和寻租)正在毁坏田地和农人的生活,他们的日子难以安静。在公权力面前,物权法、土地流转条例等所有保护公民合法财产的东西形同虚设,农民暴露在强权的视野里,任其蹂躏。权贵资本扩张的背后,就是农民失去家园的血泪史。几乎不受惩罚的武力征地,在制造大批贫民和上访者的同时,降低了掠夺的成本,使参与权力游戏的各路神仙获得了极佳的收益。
“文化的圣地都是通过久远的历史积淀自然形成,从来都不是人为打造的。”尽管有专家惋惜,政府于企业的和手“开发”毁掉了法门寺的原始风貌,但已经于事无补。
继江苏无锡灵山开发大佛名利双收后,各地政府似乎找到了借佛发财的模式。《南都周刊》发表专家文章称,大陆佛教兴旺背后隐藏着危机:一是过度商业化导致寺院和僧侣神圣性的降低,“他们不能为信众提供精神上的指引与生活上的关怀”;二是,地方政府觊觎利益而染指佛事。文章呼吁大陆汲取台湾的佛教实践经验,让佛教真正走进百姓。
商业化开发会毁掉文化圣地却是定律。丽江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第十一期期《财经》杂志附刊《视觉》报道说,在七月份,第三十三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将审查丽江是否还能保留世界遗产的资格。过度商业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污染,使这个古城不再受人尊重。当地政府急于靠申遗拉动经济的一系列做法,使一半以上的原居民搬出,整个城市成为商场和酒吧,古城“原真性”已经遭到破坏。世界遗产的标签使丽江变成一个赚钱工具,但纳西文化已经死了。
更多的建设很快就成为废墟。第七期《南都周刊》曾有“都市废墟传奇”的专题,北京一块占地680亩的人造景观“世界风情园”,十三年后还是以废墟的面目搁置在那么好的地段上。报道认为,在由行政权力主导的“经济发展”进程中,废墟往往是由错误的决策造成的。官员脑子里如果生长出发展的概念或意念,就会附着在某些建筑物上,直到大地沦为废墟。在中国,废墟乃权力失控的排泄物,也是文化大跃进的杰作。急于求成的心态,排斥时间塑造的力量,以文化的名义,不断制造新废墟。从建市场建大学到建文化圣地,他们追求速度已经到了发飙的程度。他们不允许自然生成任何事物,一切都要在掌控中。官员几乎都成了“发展”型动车组,如入无人之境地疾驶着。但他们无一例外地被时间老人所嘲弄。
问题是,谁能及时制止这些飙车的选手呢?
老百姓不厌其烦地在教政府怎样应对一桩桩突发事件。网络汇聚举国正义之力,在拯救中国这艘沉船。而驾驭者似乎并不急迫,他们每一次的举动似乎都在检验民众的承受力。每一场灾难都仿佛一个玩笑,都是由一个个虚假而腐烂的环节奇妙地连缀而成,而处理过程更是贯穿卡夫卡式的荒诞逻辑,让人啼笑皆非。第十八期《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湖南株洲高架桥垮塌事件背后,隐藏着一幅可怕的逻辑链条,这个标志性工程不到十五年就被强行拆除,全是权力作祟。拆的过程又形同儿戏。更让人吃惊的是,该桥是标准的豆腐渣工程:含钢量仅有1000多吨,与2500吨的设计量相去甚远;桥墩混凝土的强度让专家难以置信,爆破后竟是粉碎状的。专家给出的理由是,大小石子的配合比不符合规定,水泥强度不够。《财经》杂志的报道称,这场人祸黑幕重重:城区高架桥爆破和拆除这个难度如此大的超级工程,竟然落到没有相关资质的人手里;用于该项目的800万财政拨款去向不明。
载舟之水亦能覆舟,官员好像并不在乎。但他们迟早会领教不信任的威力。
多大的灾难,如果有撤职查办的招数,善良的老百姓和舆论也会知足,他们甚至会替当官的惋惜。但他们很快就明白“一朝为官终身为官”的中国特色。问责成了作秀,官员们待遇不变,一有机会就会东山再起(至少平级调动,有的还官升一级)。而且,被处理官员的复出频率加快,“严肃处理”成为糊弄老百姓和舆论的例汤。山西矿难频仍,便有“晋官难当”的议论。第十三期《凤凰周刊》指出,在问责的名义下,“试图突破各种山西积弊的改革者”走马灯般轮换,“积弊爆发的速度超过了解决问题的速度。”这才是可怕的现实,尸位素餐者高枕无忧,改革者被问责下岗。过度纠缠于“新闻事件”的问责,使官员疲于应付,出于保命的各色行政行为,只会掩盖深层社会矛盾,无暇或有意忽视“政府运行中根本性的问题”。
民怨沸腾,网络适时充当了容器和发酵池。网络民意与政府也似乎形成了某种微妙的互动,网络舆情成为政府关注的重点,不少地方甚至还有网络事件应急预案。但调查公司认为,这并不是真正的民意,网民只是代表了相对强势的人群的意见,快餐式的网络民意调查,会误导舆论及政府决策。《南方周末》引用专家的话说,“科学的民意调查只要一天得不到充分发展,主流民意就仍是一个‘隐身人’,永远是沉默的大多数,发不出自己的声音。”
“性感”和“发展”都是妩媚的春药,如果一个官员不幸服了这两种东西,他的生命就在速度之外。而斑马线甚至外面的老百姓,却要被他们舞动的蹄子踩成粉末。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意见或建议,请与本人联系:wh2021@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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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玉娇案一审宣判:防卫过当 免除处罚
路透北京
《财经网》报导,湖北巴东县某宾馆服务员邓玉娇最初因涉嫌故意杀人被刑事拘留,巴东县法院周二当庭宣判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属于防卫过当,且邓玉娇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又有自首情节,所以对其免除处罚。
巴东县政府曾在一份声明中称,当时邓贵大拿出一叠钱往邓玉娇身上扔去,然後把她推倒在沙发上,邓玉娇遂拿出一把刀向他刺去。
《财经网》引述法庭文件称,对邓玉娇的精神病医学鉴定结论为:“邓玉娇为心境障碍(双相),属部分(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此案引发了中国媒体的广泛报导,许多网民则把它当作地方官员仗势欺人的典型案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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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员应深入了解网络宣传
正文 评论 更多中国日志的文章 » 投稿 打印 转发 MSN推荐 博客引用 发布到 MySpace.cn 英文字 体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互联网用户越来越习惯于在网上宣扬各种事件。中国的人肉搜索引擎不再满足于把目标限制在平民的违法行为,还把注意力转向了官员可能的不法行为,公开谴责警方做出的令人难以信服的解释(比如做俯卧撑和躲猫猫事件),并极力争取刑法体系的公正。最近的邓玉娇案目前为止已经导致两位在杀人现场的官员被辞退。邓玉娇刺死了据她称试图强奸自己的官员,此事经由网络引起了全国的关注。
不过官员们对网络行动的日益增加也表示担忧。
最新一期《望》新闻周刊对网上群体性事件的增多进行了报导。该杂志由官方媒体新华社发行。该报导没有感谢中国网民在监管地方官员上起到的监督作用,而是说,这加大了管理和防止抗议活动的难度。
为此,各级官员被指示要把网上公众的意见作为人们表达集体想法的途径的重要部分,应该认真对待,快速反应。地方官员被敦促运用与网民互动交流、征求公众意见、实行网络信息公开等技巧,对网络公关有更清晰的认识,这些都是中央政府部门一直采用的策略,而不是依靠传统的宣传和网络警察来应对网络活动。
最终的目标是:培训干部在互联网时代中如何主动设置议题,提高政府传播效果,在当前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理想情况下,地方政府对民众的冤情做出更快的应对可能会防止全国性的网上群体性事件,还可能消除一些地区的担忧──他们担心这类事件有时会发展成为自发的暴力行动。不过这也可能鼓励地方官员采取更为传统的审查制度,压制中国网络的这个角落的相对公开和自由。
Sky Canaves
(“中国日志”(China Journal)关注全球第一人口大国的发展变化,《华尔街日报》获奖团队数十位记者倾情献稿,Sky Canaves主笔。欢迎读者发送邮件至chinajournal@wsj.com或在下面评论栏中发表评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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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论促使中国政府开释邓玉娇
正文 评论 更多中港台的文章 » 投稿 打印 转发 MSN推荐 博客引用 发布到 MySpace.cn 英文字 体中国一家法院周二释放了涉嫌刺死一位政府官员的湖北服务员邓玉娇,决定对她免除处罚。邓玉娇一案在网上赢得了一片同情,此事显示了网络给了中国公民对抗政府的更大话语权。
Associated Press
邓玉娇于周二获释
邓玉娇是中国湖北省一家宾馆的服务员。她表示,当时那位官员和同事试图强奸她,自己是自卫行为。此案在网络上激起了强烈反响,将此事传到网络上的网民们对政府官员明显的滥用职权感到愤怒,担心邓玉娇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仍会遭受重判。
邓玉娇案宣判之时,正值中国政府为另一项决定忙于应对公众批评之际。中国政府此前要求个人电脑厂商,从
据中国官方的《中国日报》周二报导,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一位官员重申,用户可以选装这款软件,政府的作用仅限于开发并免费提供这款软件。
这项规定上周公诸于众后,激起了中国网民的强烈反对。中国网民们抱怨,这款软件存在安全漏洞,可能会帮助中国政府显著收紧对中国网民的控制。检验过这款软件的分析人士表示,软件屏蔽了一些政治信息;而中国政府则表示,开发这款软件只是为了屏蔽色情内容。
在中国,公众的不满情绪不一定会促使政府改变政策。香港大学媒体研究教授麦康瑞(Rebecca MacKinnon)说,中国政府显然会关注网络上的舆论──但他们是会根据舆论调整政策,还是选择无视舆论,这方面的程度似乎有所差别。
麦康瑞说,如果政府内部就某事存在分歧,那么可能会利用网络批评来试图修订或取消政策;但如果政府达成一致意见,那么政府可能就会压制或无视反对意见。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一家中国政府的研究中心预计,中国3亿网民中有将近三分之一会上网络论坛。调查发现,这些网民把网络看作是一个能比生活中更为自由地表达观点的场所。
LORETTA C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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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民赢得话语权
正文 评论 更多中国视点的文章 » 投稿 打印 转发 MSN推荐 博客引用 发布到 MySpace.cn 字 体中国公众对政府要求安装网络过滤软件的批评,以及被控杀害一名当地官员的妇女周二被判免予刑事处罚,这两件事都表明,互联网赋予了中国网民在与政府抗争方面更大的发言权。
虽然中国政府还没有放弃个人电脑生产商从
自从工信部的这一要求一周前公布以来,中国的互联网用户群情激愤,他们抱怨说这款过滤软件存在安全漏洞,有可能大大扩展政府对中国互联网使用的控制。评估过这款软件的分析师们说,它会屏蔽一些政治内容,而政府则说这一软件意在屏蔽色情内容。
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政府为过滤软件安装计划的辩护表明,互联网正要求加大公众对政府的问责,而中国政府以往在出台政策时很少考虑公众的意见。
另一个体现互联网影响力的事例发生在周二,中国一家法院宣布对邓玉娇免予刑事处罚,她被控杀死了一名地方政府官员。宣判前许多人在互联网上对邓玉娇进行了声援。在中国中部省份湖北一家宾馆当服务员的邓玉娇说,她是在这名官员及其同事试图强奸她时出于自卫才杀死这个人的。
案件发生后,邓玉娇在互联网上获得了公众的广泛同情。那些声援她的人对政府官员明显滥用职权感到愤怒,他们担心,尽管邓玉娇符合从轻判决的条件,她仍会被处以重刑。
中国最知名的网上论坛天涯网在广东的一位用户说,邓玉娇案的判决结果是“中国网民和中国民主的一次重大胜利”。
目前尚不清楚公众的抱怨是否会导致政府改变政策。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的媒体研究教授麦康瑞(Rebecca MacKinnon)说,中国政府显然在意公众通过互联网表达的意见,但政府会在多大程度上顺应或忽视民意似乎并不确定。
麦康瑞说,当政府内部在一个问题上有分歧时,网上的批评言论可能被用来试图修改或取消某项政策,但在政府立场统一的关键问题上,异议可能被打压或忽视。
政府研究机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估计,中国3亿互联网用户中将近三分之一会在网络论坛上发贴。
调查显示,这个大多由年轻人组成的群体将互联网视为能比网下更自由地表达观点的地方。
北京著名艾滋病活动家万延海说,互联网给了人们改变社会的勇气。他在网络社区的帮助下建立了自己的组织。
万延海发布了致政府的公开信,抗议“绿坝”过滤软件侵犯人们自主决定何为“正当”的自由,他表示,绿坝的默认设置会过滤许多不含色情内容的同性恋网站。
北京维权律师李方平正式提交了信息公开与听证申请,要求政府解释选择绿坝的原因何在,以及这款软件如何保护互联网用户的隐私和安全。
网上的批评之声似乎至少引发了一个变化。据《中国日报》报导,政府要求主要负责软件开发的金惠计算机系统工程公司针对安全问题提供升级修正,这些安全问题可能会令电脑容易受到恶意软件攻击。中国境内外互联网用户对安全问题提出了诸多质疑,政府随后向金惠下达了上述指令。
发出通知的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及金惠公司周二都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要求。
与此同时,总部位于美国的反审查组织全球互联网自由联盟(Global Internet Freedom)周二宣布,已开发出能让用户停止或删除绿坝的软件。该组织将这款软件命名为“绿坝克星”(Green Tsunami),并在网上免费提供。
Loretta C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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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左派现如今简直是无所不能啊。
毛泽东得人心的基础:把握人性的首要法则
李克勤(jixuie)
题记:恐怕有很多人,尤其是反对毛泽东做法的人至今依然很疑惑,那个年代很穷,可是人们会如此怀念?看来,这没有别的解释可以说服人,只能用立场,才能讲得通。资本主义立场和社会主义立场,的的确确不一样。一个搞的是优胜劣汰,富的更富,穷的更穷,谁家富,谁光荣,谁家穷,谁狗熊,这是资本主义的那一套;社会主义则是追求人人平等,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所以,社会主义讲究“雪中送炭”,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常常得到帮助,国家的钱就是人民的钱,国家的财产“全民所有”,任何干部都不敢拿着国家的钱去搞什么花架子的“锦上添花”。如果从经济学上讲,锦上添花往往边际效应递减,就如同一些已经拿了30万元奖金的奥运冠军回到家乡,所在省里又奖励30万元,这时候奖金的激励作用已经很小了。假如拿着这笔钱去帮助多位身患重病,又付不起医药费的下岗工人,人们肯定会感到“毛主席回来了!”毛泽东为什么得人心?因为他一辈子都在为人民的生存提供保障,这是安全保障,这是人最需要的保障。离开了这个保障,什么都是虚的。
毛主席指引方向不是空话,老人家把握了人性的首要法则。
一、毛泽东鼓励雪中送炭为了人民的生存。
毛泽东从年青时开始关注穷困的中国人民的生存,开始探索解决办法,直到生命最后一息。在青年时期毛泽东曾经对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的理论,作过潜心钻研,尤其是对法国思想家卢梭的理论十分精通。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面指出:“人性的首要法则,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实践,始终没有忘记人民的生存问题,在毛泽东视野里,不允许任何不顾人民死活的事情发生。一旦发现某些干部危害人民生命财产,老人家是要和这样的人拼命的,用老人家的话说叫“造反有理”,这不仅仅是一般意义的斗争,那才叫彻底的为人民服务啊!而这正是毛泽东得人心的基础,因为他牢牢的把握了人性的首要法则。
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有意思,越是简单的道理,越是容易被人忽视,尤其是容易被那些高贵者忽视,而卑贱者恰恰也不喜欢那些高深的道理,他们只喜欢简单的道理。历史的结果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毛泽东“最愚蠢”,不知道给那些有权有势的人“锦上添花”,只知道给那些弱者、困者“雪中送炭”,所以,他不在世了,某些有权有势的人就开始骂他,诅咒他,而那些不懂大事的卑贱者却总也忘不了他!
毛泽东最懂得雪中送炭的道理。这个典故说的是战国时期,楚国冬天下大雪。楚怀王点上炉火,穿上皮大袄还觉得冷。突然,他沉思一会儿,下令给全国的贫苦百姓和游客送去取暖的煤炭。人们很高兴,非常感动,十分感激楚怀王。后来人们就用雪中送炭比喻在别人急需时给以物质上或精神上的帮助。
我们以前没有注意,现在才发现,毛泽东最著名的著作《为人民服务》里面讲的张思德同志的牺牲就和“雪中送炭”的“炭”有关。过去我们对那位普通而伟大的战士了解不多,我们需要更多了解他,这样才能更深刻领会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含义,从而进一步感悟毛泽东把握人性首要法则的绝招。
1933年红军来到他的家乡四川仪陇县六合乡韩家湾,成立了革命政权。同年12月,张思德参加了红军,不久又加入了共青团。1937年10月,张思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调到中央军委警卫营通讯班当班长,在数年的通讯工作中,张思德兢兢业业,吃苦耐劳,认真负责,完成任务准确无误。1940年初夏,为解决中央机关冬季采暖问题,他带领一班人到延安以南的土黄沟的深山老林中烧木炭。烧炭要打炭窑,洞口很小,里边很大,每次要出500公斤木炭。木材在窑中要立起来码放,还要会看火候。开窑出炭是非常辛苦的,里边活像一座焚化炉。那时没有任何防护用品,连起码的手套都没有。人要爬进去,将木炭一根一根地传出来,外边的接应晾上。进去一次,人就闷热得好像要脱一层皮。这种最脏最苦的活儿,张思德总是抢在最前面。苦战三个月,经过伐树、烧火、出窑、捆扎、运输等数道繁重的工序,终于把八万斤烧炭运到了延安。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第七个年头。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延安边区军民的大生产运动搞得更加热火朝天。这年夏天,上级决定内卫班的部分同志到延安北边的安塞去烧木炭,以解决枣园机关的冬季取暖问题。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争着要去,领导知道张思德烧过木炭,就指派他带领4位同志到安塞县石峡峪村去烧炭。
7月的一天,张思德带领警卫战士背着行李,带着锯子、斧头来到了石峡峪村。这里傍山依林,只有百十户人家。据村长说,进山五六里地,就有青冈树林。青冈树木质坚硬,是烧炭的上等原料。
第二天,东方刚刚发亮,张思德就带领大家进山选择烧炭地点,开始做烧炭的准备工作了。山中林区的景色美丽,初升的阳光洒在苍翠的青冈林上,泛起绿色的光晕,一簇簇山丹花红得象一团团火。张思德他们顾不上欣赏美丽的风光,扛着镢头跑上跑下,根据山势和青冈林的大小,选择烧炭窑的地点。
为了加快烧炭进度,张思德把同志们分成两组,一组负责挖炭窑,一组砍伐青冈树备料。他说:“我们进山后,家里的同志可就忙了。我们要加油干,争取多烧木炭,早日完成任务,向毛主席报喜。”他的话不多,却说到了大家的心坎里。大家都决心好好干,创造出优异成绩,让毛主席高兴。
紧张的劳动开始了。荒无人烟的山林里,响起乒乒乓乓的伐木声和战士们欢乐的歌声。张思德领着两个战士起早贪黑,很快打出了两眼炭窑。大家把青冈树枝、树干背到窑前,张思德就开始装窑,其他同志继续开挖新窑,砍伐青冈树。张思德把两眼窑装满后同时点火,等到木炭烧成压火后,同志们也把新窑挖好了,料备足了。他一个人又去装窑、点火,从早干到晚,一刻也不休息。
烧窑是个技术活儿,火要烧得均匀,压火要恰到好处。压火早了,烧出来的是“生头”,劳而无功;压火迟了,木炭会变成灰烬,前功尽弃。为了掌握火候,张思德吃住都在窑边,晚上也要起来几次,爬上窑顶观察烟色,判断火候。当时,没有照明工具,他就在山林里采来一种叫做“牛条条梗”的小灌木,放在窑里烘干,晚上用它来照明。这种“牛条条梗”有油性,点燃后火得很旺,也不怕风。同志们都很佩服张思德经验丰富,肯动脑筋。
当地群众烧一窑木炭,一股要10天左右。为了抢时间多烧几窑,张思德和大家就在压火后木炭尚未完全冷却时出窑,把烧炭周期缩短为7天。出窑时窑内温度很高,有的木炭上还有火星儿,烤得人脸皮发痛,大汗淋漓。每次出窑,张思德就把双手包上破布,站到窑的最里边拣木炭。在他的带动下,同志们废寝忘食,日夜苦战,一个多月就烧了5万多斤木炭,超额完成了任务。
木炭烧好后,张思德又带领大伙,用杨树条把木炭打成捆,背到石峡峪村。5万多斤炭放在村头,象一座小山。大家看着这些劳动成果,心里乐开了花。张恩德到安塞打电话给领导汇报了情况,领导指示张思德暂时留下看守木炭,等候马车前来装运,其他同志回枣园执勤。
为了看守木炭,张思德住在村头一位老大娘家里。他是个闲不住的人,给老大娘担水,扫院,还上山打了几捆柴。后来,他想起山上烧炭的地方还留有一些砍伐下的青冈,便想赶在马车来运炭之前再烧一些木炭。他和大娘商量说:“大娘,我整天坐着看木炭,也闷得慌。你和孩子替我照看一下,我进山再烧一些,晚上回来时我给你捎一捆柴火,你也就有烧的了。”老大娘高兴地答应了。这样,张思德每天早晨带着干粮进山,一人伐木,装窑,起火。每大晚上回来,总要给大娘背一捆柴火。老大娘天天都做好晚饭等他回来,晚上又给他准备好第二天进山吃的干粮。
村长他们来到张思德烧炭的地方,看见窑前整齐地堆放着木炭,炭窑已经坍塌,便知道出了事故,赶紧用手拼命挖开沙土,希望能把张思德救出来。
坍塌的焦土挖开了,只见张思德站立着,心手紧紧地握着一截表冈木,脚下有一堆青冈木,看样子,可能是他正在装窑时,炭窑忽然坍塌,将他埋住了……在坍塌时,他把战友推了出去,自己却牺牲了。
“张思德!张思德!”村长急切地、一声接一声地呼唤着张思德的名字。可是我们的张思德紧闭着双眼,再也没有睁开!
张思德光荣殉职的消息惊动了石峡峪村,乡亲们都为张思德的死而深深惋惜。村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安寒,给延安打电话,报告了这一悲痛的消息。
题噩耗传束,内卫班的同志个个失声痛哭。毛泽东也沉痛地说:“思德是个好同志,他是为人民的利益而牺牲的。”队长向毛泽东报告消息,并说人砸在窑里还没挖出来。毛主席听后很生气地说,打仗死人没办法,搞生产死人不应该。他随即吩咐了三点:那一带狼多,晚上要派人站岗,要是尸体被狼吃了,你这个队长就不用当了;尽快把尸体挖出来,洗干净,买一口棺材;开追悼会,我要讲话。他还指示机要科长叶子龙用汽车到石峡峪村去接张思德的遗体,并指示中央警备团一定要隆重追悼张思德同志。党的领袖如此关心一个普通党员和战士,远不止是出于私人感情,而是表现出革命队伍中人人平等,无论在什么岗位都是为人民服务。
简朴庄重的追悼大会开始了。毛泽东主席缓步走上灵堂,亲手献上花圈,并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作为对张思德同志的纪念和哀悼:“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一位普通战士,没有做出任何惊天动地的伟业,但他却得到党的高度赞扬,成为亿万军民学习的楷模?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不,绝对不是。毛泽东正是抓住了张思德普通而平凡工作中的“雪中送炭”行为,提炼成为“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上升为我党我军的唯一宗旨,这是对“雪中送炭”行为的最大鼓励,只有我们的毛主席才会如此真切体会到为人民雪中送炭如此必要,不做不行。这样才能为千千万万个中国普通老百姓提供生存最根本的保障,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找到最可靠的安全保障。
二、毛泽东为了人民的生存探索总结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和工作方法。这里只从几个侧面谈谈看法。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了团结和斗争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团结中就包含着不团结,有意见分歧就转化为斗争,不能天天团结,年年团结。讲团结,就是因为有不团结。人总是参差不齐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永久的、无条件的。不团结也是无条件的,讲团结时还有不团结,因此要做工作。只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不是马列主义。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斗争,才能达到新的团结。团结转化为斗争,斗争再转化为团结。不能光讲团结和一致,不讲矛盾和斗争。苏联就只强调一致,不讲矛盾,特别是不讲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没有矛盾和斗争,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老讲团结,就是‘一潭死水’,就会冷冷清清。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后浪逐前浪好?要打破旧的团结基础,经过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党是这样,阶级是这样,人也是这样。团结、斗争、团结,这就有工作了。”这是从思想方法上讲的生存保障。
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从维护人民自身的生存出发,落实到行动上,就是狠抓人民健康工作。毛泽东在吃饭穿衣的基础上,最终是从人民的健康角度来把握普通老百姓的生存问题的。从现在的情况看,吃饭穿衣的的确确也有个健康问题,所以毛泽东的确具有常人所没有的洞察力。老人家那个时侯,就对人的生存问题把握得多么准啊!
毛泽东发出著名的“六二六”指示,以及后来的工作力度是毛泽东狠抓中国人民生存状态的杰作。
这几乎是对1949年以来的医疗卫生工作最严厉的质疑。为了改变最底层尤其是市镇之外的农民缺医少药的局面,1965年之前已经出台了各种方案并加以实行。尤其是临时组建下乡巡诊的医疗队最为常见。这些医疗队有的来向自城市和县城,有的出自镇一级的卫生院或者联合诊所,有的则是以“土改”或“四清”工作队的名义下乡,但并未真正解决亟需解决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问题。正是面对如此严重问题,毛泽东采取了他的果断措施,为广大农民服务,解决长期以来农村一无医二无药的困境,保证人民群众的健康。因为这一指示是
毛泽东的一生就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劳苦大众能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所以,关乎人民群众健康的医疗卫生事业在他的心中始终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毛泽东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状况非常了解,也曾经饱受因疾病失去双亲的痛苦。“六二六”指示正是源自毛泽东对广大人民群众健康的关心,对官僚主义作风的深恶痛绝,以及对当时战备形势的担忧。
早在1933年,他在长冈乡调查时就指出,“疾病是苏区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在20多年的革命战争岁月中,他关注红军医院的建设,提倡中西医相互团结,对根据地医药卫生工作作过多次指示。当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毛泽东再一次把农民放在了文化、教育和卫生工作的首要位置。他说:“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在勾勒新中国的蓝图时,他强调“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
建国后,毛泽东领导、参与了卫生工作方针的制定,为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指明了方向。对于当时有些干部轻视卫生工作的情况,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提出批评,并要求:“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在他的关怀下,新中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第一次卫生革命。
以防治血吸虫病为例,最能体现毛泽东对人民群众健康的关怀。血吸虫病在我国由来已久,解放前在长江以南12个省、市、自治区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区域流行蔓延,患病人数达1,100万人以上。血吸虫病的泛滥致使家破人亡,甚至整村、整乡人丧命的情况令毛泽东十分焦虑。1953年,他在回复沈钧儒的来信中,对血吸虫的防治给予了高度重视。在他的指示下,1955年11月,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成立,并在疫区逐级建立了省、市、县、村各级防治机构,制定了四年奋战,两年扫尾,七年消灭血吸虫的规划。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发动开展群众性的消灭血吸虫病运动。
正是由于对人民群众有着无限真挚的情感,所以毛泽东最痛恨当官、做老爷的官僚主义作风。医疗卫生部门服务性强,又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因此,毛泽东对卫生部门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医务人员的革命化问题尤为关切。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军委卫生部政治部主任白学光就军委卫生部领导在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揭露。毛泽东看到报告后批示:“根据白学光的报告来看,军委卫生部对全军卫生工作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什么领导,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必须立刻着手解决。”由此引发了毛泽东对政府卫生部领导的怀疑,并责成习仲勋、胡乔木严肃地检查一次政府卫生部的工作。他指出,“无领导、无政治,也不认真管理业务的部门——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的官僚衙门,除军委卫生部外,可能还有别的部门,请你们在此次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撕破面皮,将这些彻底整垮,改换面目,建立真正能工作的机关。”此后,在第三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总结了建国4年来的工作经验,对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分散主义错误作了检讨。
1964年,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毛泽东将反对官僚主义,反修防修的问题看得越来越重。在他连续批评了文化、学术、教育等部门后,对北京医院仅为高级干部看病的情况甚为不满。6月,毛泽东在接见越南外宾时,批评北京医院高级干部保健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助长生活特殊化的现象。
由此可见,“六二六”指示反映出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