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应该如何看待改革开放 30 周年？

全国人大机关于近期分若干调研组赴各地进行学习调研 , 了解各地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改革开放 30 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 8 月 15 日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连宁率领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调研组开始对广西调研。（ 2008 年 8 月 17 日 《广西日报》）

嘎嘎。

看到全国人大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了吧？

落实科学发展观、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辉煌成就！吼吼。

全国人大敢不怎么做吗？

不落实科学发展观又怎么样？

改革开放 30 年来，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辉煌成就”？

再说啦，改革开放 30 年又怎么了？就非得纪念不可吗？

当然，也别说，这年头，找个碴儿就纪念，然后就有了贪污腐败的机会。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不就是强取豪夺的最佳注释嘛。

王未名发来 BBC 和世界日报的相关报道。

2007 年 12 月 17 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 21:47 北京时间 05:47 发表

转寄朋友 打印文稿

促中部崛起 中国准建新“特区”

武汉城市圈与长株潭城市群建设将带动周边地区发展。

中国媒体说，中国国务院已正式批准湖北武汉市城市圈和湖南长、株、潭城市群成为 " 中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试验区 " 。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曾在不同城市设立 " 经济特区 " ，作为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的样板，一旦试点成功，当局随后将其推广应用到其它城市和地区。

目前推出的这个试验区是继东部的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西部的成都、重庆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中国在改革开放 30 年后建设的又一个 " 新特区 " 。

官方的新华社说， " 回顾东部沿海深圳、上海浦东、天津滨海三大经济改革试验区，都是 ' 一雁带群雁 ' ， ' 一点带全局 ' 的发展模式 " 。

上世纪 80 、 90 年代，随着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的开发，珠三角、长三角迅速跃升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 " 两极 " 。

报道说，中国政府在去年正式出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 " 中部崛起 " 上升为国家战略。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中部崛起研究中心主任吴永保表示，新试验区的设立 " 有助于在中部地区通过中心城市带动形成若干局部经济功能区，通过叠加效应促进整个区域经济功能区的形成 " 。

从深圳特区调任湖北省代省长的李鸿忠表示，国家批准武汉城市圈进行 " 两型社会 " 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 是中央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大战略部署，将对加快湖北建设中部崛起重要战略支点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 " 。

中国日报引述湖南省官员的话说，武汉城市圈与长株潭城市群建设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并带动周边地区发展。

专家表示，经过 5 到 10 年的努力，武汉城市圈有望成为中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示范区。

……………………

黑龙江爆发二次土改

【本报北京十六日】黑龙江富锦市长春岭村约一千名农民，在去年 12 月 19 日宣示将收回对农地的所有权。美国《华盛顿邮报》报导指出，黑龙江农民的这项宣示，对中国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几乎是场「革命」。

30 年前，在还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年代，因为收成太差、实在活不下去，安徽凤阳小岗村 18 户农民在一张契约上盖下血手印，私自「包产 到户」（以户为任务单位，完成公粮任务之外可种私粮），他们约定将来一旦有人因此被杀头，其它人要把该人的小孩养到 18 岁。

北京今年底将庆祝改革开放 30 周年，然而继小岗村之后的「第二次土地革命」，上月却在东北爆发。

据 《南都周刊》报导，上月 2 日，黑龙江富锦市东南岗村，于长武、王桂林两个农民草拟了一份宣言，声称要代表富锦市 72 个村、 4 万农民，讨回被占用的土地。该 份宣言要求落实土地归农民所有的主张，并称「我们农民受够了被掠夺、被欺压，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命运」，「现在我们认为农民只有自己实践权利，农民 才能拥有权利……」随后，当地农民真的开始丈量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户。《华盛顿邮报》指出，黑龙江富锦市登高一呼，消息立即传开，几周内，江苏、陕西、成 都、天津的农村都有响应者，挑战北京政府的意识形态。

2008-01-16

……………………

上海 满城尽是金融街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新一波的思想解放正推动新一轮的发展方向。本报特别策划，选择沿海的上海、北京、广州以及内陆的重庆，介绍四个具代表性的城市迎向改革新浪潮的新作为。

从黄浦江这头看对岸，画面上高楼林立，震旦行（ AURORA ）几个大英文字母，在大楼顶上相当醒目，呈现了上海这个国际大城市的风貌。【新华社】

【张运祥】半年前，新加坡红木集团总经理张永河和大多数上海白领一样，每天清早从浦西搭乘地铁一路挤到浦东陆家嘴上班，这是他唯一能准时、快速抵达办公室 的交通工具。列车到站，张永河贴著人群从车厢内挤出来，人群快速移动，不一会儿工夫，全淹没在陆家嘴的群楼里。张永河说：「走出地铁站，放眼望去尽是一幢 幢「站著的金融街。」

花旗、震旦行、汤臣几幢高楼与外滩隔著黄浦江相望；中国第一高楼金茂大厦云集了汇丰、摩根富林明等一批国际金融机构的总部；来自台湾的国泰人寿、群益证券、宝来证券等十多家金融证券代表处也在这座金融城里，忙著绘制大中华区事业版图。

陆家嘴办公楼租金是全上海最贵，每平方公尺每天租金是 1.5 到 2 美元；跨国企业一心想挤进陆家嘴占有一席之地，逼得这座新崛起的金融城，不得不东扩一倍面积。

去年 1 月，英特尔中国投资公司落户黄浦江畔，使上海总部经济的光环更加耀眼。世博会动工建馆，让上海这张「城市名片」的含金量更高。

上海外经委统计，去年上海新批总部经济的外资企业有 76 家，其中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30 家、投资性公司 20 家，外资研发中心 26 家。上海社科院预计， 2010 年世博会举办时，在上海落户的总部经济外资企业将突破 600 家。

跨国企业在上海设立地区总部的速度愈来愈快，总部经济带进的收益也愈来愈大，像联合利华、通用电气每年纳税人民币 1.5 亿元。欧莱雅中国公司纳税更惊人，一年纳税金额达人民币 2.9 亿元。

世博会、奥运会和世界杯并称世界三大盛会，世博会素有「经济奥林匹克」盛会的称号，这项盛会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前来上海设立区域总部， 2010 年时，上海「总部」数量将超越香港。

上 海这座与生俱有的海派城市性格，在世博会吉祥物「海宝」身上显露无遗。海宝意为「四海之宝」，与上海长期对外诉求海纳百川的城市吻合。根据上海世博会当局 测算，世博会经济最让人心动的数字，莫过于参观者将超过 7000 万人，只要每人喝瓶可口可乐，就有 7000 瓶的生意摆在这儿。

今年元旦起， 长三角所有风景区的旅游标识开始统一，十多座长三角城市跟著世博会舞动起来，游客只要买张交通卡就可游遍长三角江南风光。

去 年 10 月，伦敦金融城市长史达德率领英国金融及服务业组成的考察团到上海访问，他知道当前最缺会计师、保险公司经纪人等专业人才，史达德要让伦敦的培训专 业机构进入中国市场。他相信，只有当上海的人才有竞争力，这座城市才有竞争力。 20 年前，伦敦还在跟法国巴黎、德国法兰克福竞争欧金融中心，谁能想象现在 的伦敦已超越纽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

两个月后，纽约市长彭博脚步踩进上海，彭博自喻是亚洲以外最大的中国城市市长，去年 12 月访问上海，他从浦东机场搭乘磁浮列车到市中心，体验磁浮最高速度。

他认为，极速发展的上海，已准备好跟纽约争做人类的「未来之城」。在彭博的眼里，上海和北京有著完全不同的城市性格，北京空间开阔，上海街道狭窄，更像纽约。

就在彭博离开上海两周后，上海地铁进入「网络时代」。去年 12 月 29 日，上海地铁 6 号线、 8 号线、 9 号线和 1 号线延伸段、 4 号内环线修复段同时通车，「一环七射」的地铁网成形，上海经济形态正式步入「轨道经济」时代，地铁沿线房地产涨势不止，今年还在上升轨道中。

上海第一条地铁是在 1995 年 5 月建成通车，路线总长 21 公里 ，现在路线已建成 230 公里 ，到 2010 年世博会开幕，上海地铁长度将超过 400 公里 ，与伦敦、纽约地铁规模相当。谁能想象上海第一条地铁通车，比伦敦整整晚了 130 年，再过两年将与伦敦平起平坐。

地铁把上海变成两个上海，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地下，带来城市生活方式改变，人们将有更多时间在地下度过。地铁不只为这座城市注入经济利益，还有文化的开发，看来上海还有得「开挖」。

2008-02-06

……………………

中大 77 、 78 级学子 回母校

恢复高考后首批 见证改革开放 30 年

中山大学 77 级中文系校友、广东省政协副主席蔡东士（前排右三）出席了活动。取材自南方都市报

【本报广州三日电】 1 日上午，中山大学「见证改革开放 30 周年――我们的峥嵘岁月」 77 、 78 级校友聚会在中大怀士堂举行。南方都市报报导，在八○年代欢快嘹亮的流行曲中，七百多名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赶来的校友同忆青春。

聚会在老歌唱家于淑珍《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中拉开序幕。多媒体展示屏幕上翻出发黄老照片，温婉的歌声在小礼堂回响。以改革开放的名义再聚首，为纪念 30 年的历程，中大校友会在聚会上还特别举行「我们的 30 年」大型图片展，回首 30 年的成长足迹和风雨历程。

报导说，关闭 10 年的高考大门在 1977 年冬天重新打开，学生大多数经历过上山下乡， 10 年浩劫。 1977 年冬季、 1978 年夏季，时隔半年的两届高考，共有 1180 万人参加了考试， 67 万人成为天之骄子进入大学校园。 77 级校友、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李萍在发言中感?，「这是迄今为止，全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中国高考史上竞争最为激烈的一次。」

作为华南地区的最高学府，中山大学、原中山医学院 77 、 78 级共招收了 11 个系近 4000 名本科生和 7 个系 108 名研究生。他们走出校园后，散布到全国各地，并逐渐成为各个行业的骨干和精英。中大党委副书记李萍说，正是因为高考前体验基层疾苦的经历，这一代的大学生普遍怀有忧国忧民的使命感，这批人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亲历者、实践者、推动者、奉献者和主力军， 30 年来实践证明，这一代人用行动回报了这个时代。

2008-05-03

……………………

（老潘注，俺也是这两届的大学生，可是，咱被大学给轰出来咧。后来，什么返校日咱是从来不参加滴，毕竟，那不是俺的事情。不过，好像人们还是没有忘记我。有人写 60 年代生人的那些成功人士，可开篇却把我这个 1959 年出生的混混儿作为这个群体的一分子；有人编了本这两届大学毕业生的书籍，里面尽是什么鄢烈山之流的成功人士，可还是把我这个没有毕业的主儿作为仅有两个特例之一给弄进去了。我?，我怎么就老是这么边缘化呢？）

发掘近千遗址 闽成考古亮点

【本报福州十七日电】福建省考古工作者 30 年来发掘从旧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古遗址、古墓葬、古窑址大大小小近千个遗址，出土文物及标本数十万件。

新华社报导，《福建省改革开放 30 周年考古成果展》近日在福建博物院展出，展览以年代为序，以物说史，系统地展示出福建独具特色的海峡西岸历史文化风貌。

「福建已成为海峡西岸文物大省。」福建省文化厅厅长宋闽旺说：「福建诸多考古新发现，填补福建历史研究的空白，呈现给我们许多值得骄傲的文化渊源与历史积淀。考古探索的领域也突破原有的界限，把视野拓展到广阔的海洋，福建已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水下考古科研基地之一。」在水下考古方面，福建地处东南沿海，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众多的优良港湾，成为东西方船只往来驻泊载货的天然场所，水下考古资源异常丰富。

据报导，近年来连江定海、平潭大练岛、平潭碗礁登第，不断出水大量精美的外销瓷器。福建地上考古也亮点频出。 30 年来，不少考古项目填补历史课题的空白。其中，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是中国城市发展史南部山地类型汉代王城实例空白的补充，为汉代王城遗址研究提供极宝贵和唯一的资料，不仅填补福建秦汉考古的空白，也成为武夷山「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同时，三明万寿岩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把福建的古人类活动的历史提前到十几万年前，填补福建省考古学年代上的一段空白，也是华东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洞穴类型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

2008-06-17

……………………

有人为改革开放设计了如此的目标。

打造一个幸福的中国

孔寒冰

按照中国农历，春节之前都算今年。在这段日子里，每个单位都要开会总结，每个人都要盘点自己的工作或收支得失。谈论起来，许多朋友都感觉到这一年很忙、非常累、压力很大，甚至会感叹，现在还真不如以前幸福呢！这话初听起来令人非常诧异，在经济快速增长、社会不断发展和生活水平总体大幅度提升的同时，为什么有人的幸福感反而会减少呢？

什么是幸福？

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幸福可能都是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谈情说爱、合家欢乐、丰衣足食、身体健康、游山玩水、对人类、对社会和对他人做贡献都可以称之为“幸福”。笼统地说，能使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就叫幸福，可是，什么样的境遇和生活能让人舒心呢？幸福首先是一种心境，因而有幸福感、幸福指数一说，即用某些指标对幸福的感觉做出数量化的计算。幸福、幸福感和幸福指数最早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的重要研究领域。然而，这种心境或感受又直接来自于现实，以一定的物质环境和条件为前提。没有现实的境遇和生活就无从谈起幸福，因而幸福、幸福感和幸福指数也成了经济学和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既然涉及到如此之多的学科，那也就意味着影响幸福、幸福感和幸福指数的因素是多重的，如心理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年龄和性别因素等等，每个方面都有各自的衡量指标。如果抛开具体的不论，人的幸福指标至少应当包括这样一些内容：维系基本生存需要的物质条件、在社会角色网络中有相对满意的定位、心理上和生理上的健康状态、良好的生存环境等等。就幸福指标的特点而言，有两个特点需要指出：第一，幸福的指标必须是复合的，上述指标的某一项或某几项都支撑不起幸福来。第二，幸福的指标又必须是动态的，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而发展，随着个人社会角色的变化而变化。

为什么会有不幸福的感觉

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诸多方面的发展和变化、民众生活环境和生活水平总体上不断改善，人们享受到了过去享受不到的生活，无论是收入还是福利，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为什么幸福感却发生了变化呢？表面上看，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人们的生活比以往大为改善，对幸福的期待更高了，不再是有台电视机，或是有一套住房就满足了，还需要更为舒适稳定的工作和生活，需要有更多的时间去度假。再加上贫富差别拉大，贫困人群的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相对较小，对比之下，他们会有失落感。另一方面，也因为现代社会的节奏在加快，人们的生活压力大了、强度加大、精神和健康压力也大了。对许多生存物质条件方面有很大改善的人来说，他们或以牺牲身体健康为代价，或以长期的和沉重的经济压力和心理重负为代价。现代化在给人们带来更多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焦虑，很多发达国家都有这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在全球幸福指数的调查中，很多发达国家都排在后面。

于是，人们开始留恋起往日的那些幸福时光：像贫嘴张大民那样的“幸福生活”、“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田园生活；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邻里之间推门而入，同事之间无话不说的岁月；逢年过节时那一顿饺子的香味，放一挂鞭炮的快乐，全家老少欢聚一堂的喜悦。这样的幸福感觉，今天回味起来心里还是甜滋滋、暖洋洋的。然而，若细细地再做品味，人们会发现这些幸福感觉的味道不仅有甜、有喜，而且也有苦、有悲。究其原因，一是当时的社会高度封闭，不了解外部世界的真实情况，幸福指标缺乏横向的比较；第二，由于当时物质财富的匮乏，人们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期望值都比较低，因而容易得到满足。若是用今天的尺度来衡量，不难看出，支撑那时幸福感的物质基础比较单薄，较高的幸福指数是以很低的生活质量为前提的。

如今，从总体上说，物质生活的基础厚实了，精神生活的内容丰富了，可幸福感和幸福指数却没有与此相适应的提升。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社会的高度开放和媒体的发达，幸福与否的横向参照系非常多，在强烈的对比之下，幸福感就会褪色，幸福指数就会发生变化。从这个角度说，人们留恋旧日的幸福感，实际上更是对现实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要求提高了。其实，不会有多少人真的愿意回到那个时代。这只不过表明，幸福指标也应当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在中国的现代化有了一定发展的同时，金钱和物质能够带来的幸福感也会越来越少。

幸福国家是人类的普遍追求

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不追求幸福，只有由于客观条件的不同，各有各的追法。总的看来，西方福利国家的发展更加侧重为国民创造良好的生活和生活环境。我曾走马观花式地游历过一些国家，最大感受是普通百姓追求更多的是平和，政府事大事小都是先为百姓的舒适着想。从出生到坟墓的福利制度虽然也有许多弊端，但在考虑国民幸福指数这方面应当是无可厚非的。很少听说这些国家大张旗鼓地追求 GDP 或其他什么发展的单项指标。比如，在德国，许多列车有一等席、二等席、婴儿专座、幼儿专座、老孕病残专座、有放自行车的地方、有拴狗的地方、车门有专供残疾人轮椅上下的设施等等，设计得非常周全，而绝非是单以速度见长。有些福利国家已经开始在制定国家政策时，参考幸福指数，并且组织了学者来专门研究适合自己国情的幸福指数，它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决策时只看 GDP 。由此看来，一个国家的发展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总会在一定阶段要加上幸福感的比较。也许有那么一天，当 GDP 在一国发展中的权重越来越小的时候，幸福指数的大小可能成为一国强弱的主要指标。

与西方福利国家相比，中国的实力显然还有不少差距，还需要在 GDP 方面有更多的积累，但是，从国人的幸福感来看，我们显然又处于一个转折时期，需要更多地创造更舒适、更和谐的生活环境，重要的是，不应再把经济发展作为幸福的唯一指标，做为唯一的自豪。改革开放 30 年，我们走到了要重视幸福感的阶段，应当说是一种进步，是跨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说中国的崛起也好，谈中国和平发展也罢，归根到底就是让所有百姓都能过上幸福生活，中国内政外交的大政方针都应围绕着这个中心。打造一个幸福的中国，不能单纯追求 GDP 总量。中国人口多，争 GDP 世界排名头几位并非难事，真正难做的却是让 13 亿人都能有一种心情愉悦的境遇和生活，而不能 GDP 越增长，人们越感到“生活不易”。应当使国家财富的增长与个人财富的增长、心理上的满足相和谐。发展是一种综合的、和谐的演进过程，就像人的成长一样是身体发育和智力发达的共进，否则只是一个缺心眼的“傻大个”，不可能达到崛起的目的。

打造一个幸福的中国，当中国已经具有了相当的物质基础之后，就应把发展的着眼点放在落后地区，把关怀的阳光撒在贫困人群身上，多为穷人办些实事。幸福的中国不是少数地区、少数人的，而应是所有地区和所有人的。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反差拉大的中国，肯定不会是幸福的。打造一个幸福的中国，就应当让每个公民在社会大网络中有自己体面的角色定位。不同的社会角色有能力大小、地位高低的差别，但没尊贵与卑贱之分，都能感到获得是一种幸福，付出同样也是一种幸福。打造一个幸福的中国，也需要国家与民众共同努力。就国家而言，主要是做好上面的事情；就民众而言，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期望值不能超出特定的时空范围和自身的角色所及，否则就不会有幸福感。

总之，打造一个幸福的中国，就是使社会和谐的发展，包括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人与人、地区与地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和谐。这些方面也就是衡量现在中国人幸福的综合指标，从支撑中国人的幸福来说，缺一不可。正因如此，有学者提出，幸福指数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和谐的标准。▲（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环球时报 2 月 4 ）

……………………

国外左派无时不刻在拿毛泽东说事。

广州谭静案：叫人如何不怀念毛泽东

黎阳

据金羊网 2008 年 4 月 15 日 报道，涉及三名韩国男子的广州“东风广场女尸案”已经告破：警方初步认定谭某系“自行从高处坠下死亡”。

按广州警方说法，一个烂醉如泥的弱女子，先是躲进厕所打手机，然后爬上马桶盖，赤手空拳撞断防盗铁栏杆（比武侠神话还厉害），最后“自行从高处坠下死亡”。死者手机显示最后通话时间是凌晨 4 点 10 分，而同室的韩国人却“证明”她进厕所打电话的时间是凌晨 5 点半――不合情理、自相矛盾之处外行人都能一目了然，说“训练有素”的广州警方的会连这都看不出来显然有点侮辱人家智商。明知破绽百出还要不顾一切装傻充楞，只能证明有更要紧的事迫不及待，所以顾不上语无伦次了――赶紧让那三个涉案的外国人安全离境，逍遥法外。要如此，最方便的说法自然是“自行从高处坠下死亡”。

这令人想起鲁迅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三日 在《申报．自由谈》发表的文章“踢”――

“本月九日《申报》载六日晚间，有漆匠刘明山，杨阿坤，顾洪生三人在法租界黄浦滩太古码头纳凉，适另有数人在左近聚赌，由巡逻警察上前驱逐，而刘，顾两人，竟被俄捕弄到水里去，刘明山竟淹死了。由俄捕说，自然是‘自行失足落水’的。”

历史怎么这么“巧”？都是中国人死在中国土地上，都是涉及外国人，都是被定性为“自行”了断：一个是“自行失足落水”而死，一个是“自行从高处坠下死亡”――时隔 75 年了，辩护词仍然“以不变应万变”，这也太不“与时俱进”了。

鲁迅那个时代，中国人看见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被外国人弄得“自行失足落水”而死是不应该打抱不平的。用鲁迅的话说，“如果大家来相帮，那就有‘反帝’的嫌疑了，‘反帝’原未为中国所禁止的，然而要预防‘反动分子乘机捣乱’，所以结果还是免不了‘踢’和‘推’，也就是终于是落浦。”

如今呢？中国人因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被外国人弄得“自行从高处坠下死亡”而群情激愤同样要遭到“主流精英”的大加鞭挞：“激进民族主义”、“损害中国国际形像”、“民粹一咳嗽，民众就发烧”、“危害和谐”、“要警惕‘反改革极左势力乘机捣乱’”……所以要“封口”、“封网”，删除一切有关评论。

广州警方不是历来“敢作敢为”吗？――一不顺眼，一顿拳脚就把孙志刚打死了；一言不和，一枪就把个医生崩了。怎么一碰到外国人涉案马上如此松包，宁愿装傻，不敢冒犯？《南都》们不是号称“敢说话”、“有骨气”、“代表中国媒体的改革方向”吗？不是以不怕警方、敢于坚持挖掘“孙志刚案”而出名的吗？长平们不是口口声声追求“新闻真实”、主张“媒体自由讨论以进一步揭示真相”吗？案子就在身边的广州，完全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不受“来源单一的垄断性新闻发布”的局限，用不着再抱怨“我不敢说它是假的，但是也不能确认它是真的”，怎么不见你们像挖掘“孙志刚案”那样起劲地挖掘这个案子？怎么不见你们像抨击“临时收容法”那样抓住“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涉嫌杀中国人”这个题目大做文章？你们能为“孙志刚案”连篇累牍，为什么碰到这件涉及外国人的人命案子却立刻一声不吭了？你们那么关心千里之外的南街村的“真相”，为什么不能关心关心就在身边的涉外人命案子的真相？广东不是“改革方案的先进标兵”吗？不是“新思想的源泉”吗？不是“改革方案”、“和谐社会”的样板吗？难道就只会抓“开会打磕睡”？难道只会“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对无权无势的中国人穷凶极恶，对财大气粗的外国人奴颜婢膝？难道新一轮的“解放思想”就是要“解放”出个大清朝的“治外法权”来？难道就是这样“杀出一条血路来”？就是这样“宽容不规范”？就是这样“和谐”？就是这样“与普世价值接轨”？就是这样“以人为本”？（以什么“人”为本？以“中国人”为本，还是以“外国人”为本？以“穷人”为本，还是以“富人”为本？）就是这样的“特色理论”和“特色社会主义”？就用这样的“政绩”“喜迎伟大的 2008 年”、“隆重庆贺改革开放 30 周年”？

作家二月河先生在《乾隆皇帝》一书中借“宰相刘罗锅”的父亲刘统勋之口发挥了一段很精辟的见解：“你们留心一下史藉，汉唐宋元明，一个朝代各种案例上下其手颠倒判断的多了，但若人命案子舞弊起来，这个朝代就快到山崩地裂了。所以说‘人命关天’，这个‘天’就是朝廷的气数。《春秋》里说‘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就讲的这个理。”――总结回顾中国历史，的确如此：“人命关天”，“关”的是国家气数。

毛泽东当年曾如此严厉斥责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求荣：“帝国主义则依靠他们掠夺中国的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内河航行权、商业特权、内政外交特权，直至打死人、压死人、强奸妇女而不受任何处罚的特权”――对比广州谭静案，再看看毛泽东的这番话，什么感想？

毛泽东说：“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时代的的确确能感到自己在外国人面前是受到自己的国家的保护的――别的不说，在毛泽东时代，哪个外国人敢在中国大陆公然欺负中国人？有几个不长眼的胆敢撒野，遭到迎头痛击后全老实了。那时广州谭静案这样的案子能发生吗？能容忍如此漏洞百出的“结案”吗？能容许凶嫌逍遥法外吗？而今天的广州谭静案却令人不能不想想：中国人民，起码在广州的中国人民，在外国人面前能受到自己的国家的保护吗？能受到什么样的保护？

这一切叫人如何不怀念毛泽东？（ 2008 年 4 月 15 日 ）

……………………

其实，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方面的抱残守缺，理论上绝无系统性创造性内容出来，才使得越来越多对改革开放失望者回到了这个地带。就目前所能够看到的赞颂毛泽东的内容来看，毫无新意，总是在理论始发站原地踏步。国内左派也好，新左派也罢，都没有让人心悦诚服的说辞。张宏良之所以能够被阴错阳差地被海内外贡奉为民族英雄，实际上也反映出毛泽东崇拜者群体的功力状况；官方甚至拱出司马南作为五毛党急先锋，也印证了这个群体乌七八糟的学养性质；民间对于毛泽东的顶礼膜拜，则更多地充斥着感情用事以及中国特色的暴力心态，甚或不排除在宗教稀缺的社会里，为自己寻找信仰源泉的急不可耐。而中国右派们只会崇洋媚外鹦鹉学舌，无法对毛泽东现象进行有效的解析，也给了毛泽东现象的卷土重来提供了没有对立面的操作空间。

老周发来的参考材料。

zhoujd

2008 年 1 月 22 日 16:26

送上联合早报一稿

潘先生：

日前听到一种说法：目前个人报税，对于股市收入，可以只报数，不计税。因此一些需要洗钱的人纷纷借机多报，以备日后个人财产审计时方便脱身。我想，这恐怕是官商勾结的又一杰作，利用手中的行政资源为他们自己洗钱和逃避可能的审查预作准备。

此猜想如果合理，就需要揭露。

顺便附上一文请阅。

谢谢！

您的读者

中国的民主及其发展模式的选择 .doc

中国的民主及其发展模式的选择

（ 2008-01-22 ）

● 郑永年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政治走向越来越受西方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关切。美国《外交事务》今年第一期就是一个讨论中国的专刊，涉及到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各个方面。在众多问题中，中国的民主化首当其冲。第一篇文章就提问“当中国谈论民主时他们在谈论些什么？”作者尽管讨论了中国民主的一些实践和与此相应的一些政治变革，但对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前途并没有确定的答案。很显然，对作者来说，在中国人所说的民主的概念与西方人固有的民主概念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

中国民主发展模式已经形成

类似的认识在西方相当普遍。这种现象也很容易理解。中国是一个发展中民主，或者说中国的民主化正在进行之中。中国一边探讨应当实现什么样的民主，一边探索如何实现民主。中国民主不仅仅对西方人是个不确定数，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也如此。不过，在改革开放 30 年后，中国民主的内容及其如何实现民主的方法应当说已经开始明朗起来。去年中共十七大胡锦涛报告中对中国民主有了专门的论述，中国民主发展模式已经呼之欲出。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因为胡锦涛在报告中使用“民主”一词达到 60 次之多，也并不是因为这份报告对民主给予了高度的强调。实际上，自邓小平以来的中共领导人一直强调发展中国民主对于执政党本身、对于整个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性。邓小平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关政治改革的论述就是围绕着民主政治展开的。

说中国民主发展模式已经基本形成是基于如下两个基本事实之上。第一，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已经出现。第二，中国已经找到较为可行的实现民主的路径。这两个基本事实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发展都非常重要。如果民主发展缺乏基本动力，民主只会停留在理想层面。即使因为某些因素例如激进改革或者外部力量的强加而产生出民主形式，民主也只能是表面民主，很难实质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实践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第二个因素也同样重要。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法，民主也只能表现为理想。政治现实往往是这样的：尽管没有人会否认民主的重要性，但就是找不到好的方法去实现民主；或者尽管民主实现了，但并不是人们原先期望想看到的民主。

经济发展推动民主政治 　　　　　　

说中国民主政治已经具备动力主要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民主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外在环境。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第一，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市场导向的和外向型的。市场化和全球化造就了一个开放型的中国经济。第二，开放的经济体造就了一个开放的社会。这里又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开放的经济为一个开放社会提供了基础结构，如市场、交通和通讯等。其二是开放的经济造就了社会的理性的开放心态。市场和开放有利于人们理性态度的出现，人们不再从理想的角度来审视一个特定的政治价值，而是从实际效用的角度来看待该一政治价值。对民主政治也一样。第三，和民主政治直接相关的就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导致了社会经济利益的多元化。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民主政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因为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最终必然要表现在政治领域。

动力已经存在，所需要的就是寻找可行的民主化途径。十七大报告强调 " 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 。这里就具有了两种民主形式，即 " 党内民主 " 和 " 人民民主 " 。再者，十七大报告尽管没有使用 " 宪政民主 " 的概念，但宪政民主的内容则得到了强调如法治和法律的权威等。如果结合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宪政民主的概念和实践来考量，中国的民主发展模式已经跃然纸上。 　　

“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　　 　　

有关党内民主，需要强调两点。第一，党内民主也是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的反映。中国既不想走西方式多党政治道路，又要消化多元的社会政治利益，其方法是多元社会经济利益的 " 内部化 " ，即把外在的多元利益容纳于执政党之内，在体制内来实现利益表达、利益代表和利益协调。这是党内民主的最直接的根源。第二，党内民主有利于政治精英之间民主规则和文化的培养。尽管人们可以在各类教科书上找到这样那样的所谓的民主规则，但这些规则是已有民主政治经验的总结，很难移植到另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民主规则的产生只能在政治精英内部互动中产生。如果没有一些基本的民主规则和文化认同，民主政治就会陷入无序状态。发达国家民主的平衡发展和很多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说党内民主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利益协调，那么“人民民主”强调的是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从学理上来说，把“人民民主”称为“社会民主”更为合适。在中国，社会民主表现为各种形式，包括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大会、基层民主、社团等途径的政治参与已经得到了相当的发展。

社会民主也表现出开放性的特点，就是说各种不同的新型参与方式不断产生。例如非政府组织的参与。非政府组织曾经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但近年来非政府组织发展异常迅速。尽管非政府组织在不同领域的发展空间不等，但其参与政治事务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又如，在很多地方也发展出了协商（或者协议）民主的实践。社会民主主要在地方和部门层面进行，和参与者的直接利益相关。如同党内民主，社会民主也有助于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之间发展出民主规则和文化。地方民主规则和文化的形成非常有利于国家层面民主的进行。 　　

三种民主因素的结合

但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社会民主，都必须在一个法律的构架内进行。这就要求给宪政民主予至高无上的地位。这里也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不管党内民主如何进行，执政党必须服从宪法和法律。就是说，党内民主也必须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随着《监督法》等法律的通过和实施，这一点已经相当明确。其次，社会民主也必须在宪法的范围内进行，这是民主有序发展的保障。再次，到目前为止，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都在各自发展。尽管在地方层面，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已经开始互动，例如农村基层民主过程中产生的 " 两票制 " （无论是党的基层领袖还是村民自治组织都由村民的选票决定），但是在国家层面，这种互动还未开始。而中国真正的民主化意味着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在国家层面的直接互动。可以想见，这种互动会是大规模的。宪政民主可以保障如此大规模互动的有序进行。　　

未来的中国民主会怎样？从现阶段各种民主形式发展过程来看，可以合理地预见，未来中国会结合三个主要因素：自上而下的党内选拔（党内民主），自下而上的社会认可（社会民主），执政党和社会在法律构架内的有序互动（宪政民主）。如果说前两者表现为动力，那么宪政民主则是党和社会互动的制度保障。这也就说明了，在同时发展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同时也必须发展宪政民主，以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来推动宪政民主，以宪政民主来保障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良好和有序的互动。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

郑永年的民主论，似乎比起中国国内宪政派来还是要温和些个。

zhoujd

2008 年 2 月 22 日 10:42

五个附件供参考

中央党校：中国政经改革还需 30 年 .doc

中央党校： 2040 年才成市场经济及民主政治

中国政经改革还需 30 年

（ 2008-02-22 ）

● 叶鹏飞（北京特派员）

中共智库正式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时间表。由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编写的《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一书，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至少需要 60 年，到 2040 年才能完全转型成市场经济及民主政治。从 1979 年改革开放算起，仍需 30 多年的奋斗。

《攻坚》一书由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等学者主编，共收录《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 10 篇，在去年 10 月中共十七大召开期间，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出版，但一直到最近才开始公开售卖。据本报向北京的大书店了解，该书要多等几天才上架，但网上书店已经接受订购。

政经改革三阶段

据网络书店对该书的介绍，主编之一的周天勇把完成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79 年到 2001 年，主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第二阶段从 2002 年中共十六大召开，到 2020 年达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第三阶段从 2021 年到 2040 年，进一步完善第二阶段形成的民主政治制度框架，形成一个“中等发达的成熟的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

周天勇也反驳了一些外国学者有关中国应当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认为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转型，是一个长期和渐进的过程，而不分每个阶段的任务和重点，笼统地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成本高、风险大，效果并不理想。

为报告写序的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年初曾公开指出，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在于“是否能解放思想，在具体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内容敏感的《攻坚》面世，显然属于当局落实“解放思想”的举措之一。

民间学者曹思源对本报说，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需要回应关于跛脚改革的批评，因此当局才公布改革研究的内容。

《攻坚》提出政治改革时间表，呼应了中共十七大报告有关政治体制改革说法的改变。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一改过去“积极稳妥推进”的提法，改用“深化”，似乎透露了当局的改革意向。

但民间学者张祖桦认为，报告在中共党内代表性不大，他对本报说：“中共高层对政改一直停留在只说不做的状态，现在也看不到改弦更张的迹象，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殊含义。”他指出，现有领导层只想维持一党专政，做些局部改良和修正，把危机的总爆发往后推，而不会去关心 30 年以后的事情。

曹思源则表示，《攻坚》的观点代表官方立场。他说：“这是一个渐进时间表，有比没有要好。其潜在风险是慢速计划赶不上实际政治生活的发展进程而陷于被动。”

路透社日前的报道着重指出，《攻坚》认为如果中国不进行民主改革，限制共产党的权力，鼓励竞争性选举，以及放宽审查制度，将面临危险的不稳定局面。如果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被拖延，就可能导致经济混乱、腐败现象加剧，以及公众不满等问题。

据介绍，《攻坚》计划开始于 2006 年 7 月，历时一年多完成，李君如在评价《攻坚》时说：“民主政治是一个实践和探索的过程，面对这样一项复杂而伟大的事业，谁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提出一套完善无缺的方案。恰恰相反，符合中国国情的、能够使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相适应的主张，只能在探索的过程中逐步形成。”

网络书店在介绍《攻坚》的敏感性时说，该书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必然会触及部门、机构、单位、阶层等各方面的利益，政治体制改革更是权力、资源和相关利益的一次大调整，不可能不遇到阻力，也不可能没有一定的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就是一次革命。”

路透社报道说，这份 366 页的报告提出的政治改革具体路线包括限制中共的权力、扩大公民、记者、宗教信徒和人大代表的权利等。

……………………

嗤嗤。

1949 年到 1978 年总共 29 年，然后咱们得用 60 年来改革开放，这就什么世道？ 60 年！这是个什么样的数字？差不多是一个人的一辈子的时光了。攻坚要攻他奶奶的 60 年，去掉一个最低分，也就是还没有到青春期无法勃起的阶段，然后再去掉一个最高分，也就是更年期之后举而不坚的时期，恐怕也就是 40 年左右的光景吧。可中央党校这帮子竟然能够创造出攻坚 60 年的奇谈怪论，也真是够具有中国特色创造性的吧。实际上，如果在将改革开放这种社会转型固化为一种社会形态并火中取栗的层面上看，那么这种说辞就是在为所谓双轨制以及二元社会进行敷设说辞，换句话说，不过是御用文人作为贪官污吏的帮办爪牙的伎俩。

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崔之元一向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歌功颂德，他给我发来他就某个具体现象而发出的赞扬改革的内容。

Cui Zhiyuan

2008 年 7 月 14 日 21:02

崔之元 一个民营企业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观察

史正富是投资于奇瑞等公，私企业的民营企业家，他出资建立了总结改革开放 30 年的出版工程

一个民营企业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观察

http://www.jrj.com 　 2008-7-14 3:22:32 　 第一财经日报

崔之元

史正富博士专访中的一个亮点是：“中国改革不是‘转轨’，而是自主制度创新。”他说：“我现在倾向于用自主制度创新这个概念来描述中国三十年的改革，而不主张用‘转轨’这个概念来描述。理由很简单，‘转轨’这个词主要是描述 1989 年后苏联东欧的执政体系崩溃之后，从苏联的那种国有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经济，转变到欧美式的多元民主、私人产权、市场竞争的经济社会制度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与这种‘转轨’相比，中国改革的目标、思想基础、领导体制、内容、过程、结果，各个方面都很不一样。因此用‘转轨’这个词来描述中国改革是极其不恰当的。”

作为一个有成就的民营企业家，史正富的这个看法是颇为值得重视的。他明确指出：“从结果上来看，中国现在走出来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土地制度、企业制度、地方政府制度、货币制度、国家财政制度等各个方面，与当代世界的主流形式，既有相同，又有不同。它既能够基本适应中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采纳了当代的原则和经验，又带着浓厚的中国特色。”

我想用上海市前副市长、浦东新区第一任管委会主任赵启正最近出版的回忆录《浦东逻辑》来进一步说明史正富博士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土地制度。赵启正说：“ 1993 年，全浦东新区的财政收入只有 12 亿元，只是吃饭财政，即维持行政和教育支出，而无多少余力投资市政基础设施和开发土地。经过反复研究、比较，浦东决定采取‘以土地吸附资金，以资金开发提升土地价值，再以土地吸附更多资金，并以此推动更大规模的土地开发’的方式，即‘空转启动，滚动开发’的土地开发模式。”我认为，赵启正对“浦东逻辑”的概括――“空转启动，滚动开发”――生动地说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土地制度，这种开发模式在土地私有制下是不可想象的。公有土地的市场收益使政府无需额外向公民征税去进行浦东新区的开发，这一机制有着相当普遍的创新意义，它和 197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德 (James Meade) 的“自由社会主义”不谋而合。米德认为，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使政府不必依靠高税收来完成公益支出，低所得税率又能促进民间投资，因此公有资产和私有资产可以是相互促进的，而不是像流行的“华盛顿共识”所说的相互矛盾的。当然，目前社会舆论重点在于批评中国土地开发中的腐败现象，这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们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土地制度使“土地升值部分社会化”，是中国公共基础设施远远好于印度、俄罗斯甚至许多发达国家的原因。卡尔•波拉尼 (Karl Polanyi) 说过：“当代人往往并不理解他们正在开创的秩序。”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的时刻，史正富博士作为 一个民营企业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观察，值得引起更多的关注。

( 作者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

……………………

多才多艺的胡星斗则干脆建议，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日设立为改革纪念日，并铸就改革开放纪念碑。

学者今天致信全国人大 建议将 12 月 18 日 作为纪念日 立法纪念改革开放

学者建议 铸立改革开放纪念碑

牵头学者之一接受本报专访 称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认为六点理由最具说服力

法制晚报， 2008-6-23

人物简介：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问题学”创始人，户籍制度改革等的倡导者。

（导语）

今天，一封关于设立“改革开放纪念日”、铸立“改革开放纪念碑”的建议信以特快转递方式寄向全国人大。

这封由博克中国副主编、学者司马平邦，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等数十位学者联名的建议信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具有划时代意义、里程碑标志的盛会，它决定了当代中国的命运。因此，建议将全会举行的日子 12 月 18 日 （或 12 月 18 日 -22 日），确立为“改革开放纪念日”，并且铸立“改革开放纪念碑”。

本报第一时间采访了牵头学者之一、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就此次建议的来龙去脉做出探访。

（对话）

想法产生

建议北京立碑 纪念改革开放

FW （法晚） : 从什么时候你有了这样的想法 ( 把 12 月 18 日 或者 12 月 18 日 至 22 日立法确定为“改革开放纪念日” ), 或者什么事情促使您有这样的想法？

胡星斗：大概在年初，博客中国的司马平邦、余习广说要搞改革开放纪念日，我很同意，就写了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建议信。设立改革开放纪念日是多人想法的结晶；铸立改革开放纪念碑是因为我觉得改革开放太重要了，决定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应当有个永恒的标志物。

FW: 你建议具体如何做？

胡星斗：不必花太多的钱搞得那么宏伟，只要有个纪念碑，刻上铭文就行了。我曾经想，纪念碑可以设在深圳，但现在认为，还是铸立在北京为好，而且要在市中心位置，这样更能代表是国家行为。

（对话）

改革印象

夫妻两地几乎不能调到一起

FW ：我们暂且抛弃用深刻的理论来讨论 12 月 28 日 这个时刻的意义，您能拿很小的一件事情来说明它对全国人民所产生的深远意义吗？

胡星斗： 1978 年的 12 月 18 日 决定了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没有这一天，我肯定在农村劳动，上不了大学；我无法来北京，因为要介绍信才能住宿、要有粮票才能吃饭，我搞不到这些。

在这之前，大家不能调换工作，夫妻分居两地几乎永远不能调动到一起；那时商品短缺，一年也就吃几次肉；女孩穿漂亮的衣服、整漂亮的头发，就会引来非议。几乎没有谁家有电视机、冰箱。

“我可能是最早的‘打工子弟’”

FW ：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势必是会和现实有紧密联系的，那您在日常生活中，在什么的情况下会生出因为改革开放而有了当今的感慨？

胡星斗：我是平民的子女，母亲给人理发，父亲给人磨剪刀，经常到工厂、县城去，我也随之到县城读书了。我可能是最早的“打工子弟”之一。

幸亏有了改革开放，我成为最早的大学生。不仅我们平民、工人农民的后代，而且知识分子、干部的子女都因为改革开放而获得了机会。

零外汇储备现在变成世界第一

FW ：上面我们以小见微表现了 12 月 28 日 这个时刻的重要性，那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对中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胡星斗：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是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开始从实践、国情、多元化、全球化等角度考虑问题。

改革开放的另一伟大成果是逐步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计划经济的低效僵化模式中摆脱出来了，使得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排名第几十位改变为现在的排名第三或第四，从零外汇储备改变为现在的世界第一，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对话）

立法理由

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FW ：您的这种感受是不是只局限于那个历史年代的人？也就是说只有经历过这两个时期的人才会有这样的体会？

胡星斗：我们那个时代的人的确有亲历的感受，所以，绝大多数人拥护改革开放；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出生的人如果知识贫乏，又没有对比，那么他们的想法有时有些不同。

FW ：那现在，比如 80 后、 90 后，您觉得他们对改革开放是什么样的理解？

胡星斗：现在的孩子大多对改革开放的重要性没有太多的认识，甚至有些年轻人因为社会上的腐败丑陋现象而攻击改革开放，一方面说明我们的改革开放在某些方面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另一方面说明我们对改革开放的宣传不到位，确实应当利用改革开放 30 周年之际，大力宣传一番，包括设立纪念日、铸立纪念碑。

FW ：当很多人都忘记这个时刻的时候，您觉得丢掉的是什么？对未来有什么影响 ?

胡星斗：忘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结果就是少数人以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全面地否定改革开放，要开历史的倒车；另外一些人，可能“好了伤疤忘了疼”；也可能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忘了。

认为六点理由最具说服力

FW ：如果您要说服全国人大确立“改革开放纪念日”，并且铸立“改革开放纪念碑”，请您说出最有说服力的理由？

胡星斗：一、改革开放的不朽功绩不能遗忘。二、思想解放、实事求是仍然是当前中国的主题。三、改革开放使得中国走上了现代化之路。四、改革开放开创了言论自由、保障人权的新时代。五、改革开放使得中国融入了世界。六、改革开放固然存在很多的问题，但只有进一步的改革开放、规范公共权力、完善民主法治才是唯一的出路。

（对话）

立法设立纪念日 尚无先例

FW ：在中国当代社会上把一个历史性时刻通过法律的形式设定为纪念日，之前有过先例吗？是什么？

胡星斗：以前设立建军节有点类似，但那时不是通过立法的形式。现在要通过立法，把改革开放纪念日、纪念碑固定下来，显得更为慎重。

文 / 本报记者郭媛丹

关于设立“改革开放纪念日”、铸立“改革开放纪念碑”的建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

1978 年 12 月 18-22 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具有划时代意义、里程碑标志的盛会，它决定了当代中国的命运，从此中国走上了现代化的康庄大道，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

为了世世代代纪念这一伟大的日子，我们建议：将 12 月 18 日 或者 12 月 18 日 至 22 日立法确定为“改革开放纪念日”，并且在北京中心位置铸立“改革开放纪念碑”。

回顾历史，从秦始皇开始，中国由分封制相对专制主义时代进入了郡县制绝对专制主义时代；从 1840 年开始，中国又开始从绝对专制主义向现代人类文明转型。这一转型异常艰难，“历史的三峡”激流澎湃，暗潮汹涌，中国的国门时开时闭，中国人民的命运时浮时沉。

十一届三中全会扭转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如今的中国不仅经济正在日益强大，而且民主法治越来越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

总之， 1978 年 12 月 18 日 -22 日，是中国 20 世纪末最值得纪念的日子，是中国人民新生的开始，请全国人大将之确立为“改革开放纪念日”，并且铸立“改革开放纪念碑”，以昭示后代铭记之。

特此建议，敬请研究。

签名人士及简介：

司马平邦（博客中国副主编、学者）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国问题学创始人）杜光（原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主任）顾海兵（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名学者）纪连海（著名历史学者）王占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杜兆勇（北京京鼎律师事务所研究员）刘亚平（企业家）王德邦（学者）阎雨（学者）周桂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学者）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著名学者）仲大军（著名学者）徐麟（研究员）

（内容有删改，编者注）

……………………

嘻嘻。

胡星斗发来这样的内容，我一直记得很清楚。而且，这些签名者中，不少我都打过交道。至于是些个什么样的货色嘛，以前我部分地涉及过，于此不赘。

改革开放纪念日，改革开放纪念碑……嘎嘎！

至少，陈永苗、郑永年、许允仁们恐怕对此嗤之以鼻；而张宏良、左大培、韩毓海、李宪源、黎阳、以及汪晖们或许也无法对此不侧目而视。

我想，胡星斗们最好还是看看如此这般的文字。

袁剑：大裂变来了？

历经 30 年漫长的改革跋涉，中国似乎终于修成了正果。与西方市场经济的先进们相比，今天的中国不仅拥有了一整套宏、微观市场经济体系，拥有了一大批熟练驾驭这套体系的技术官僚，更拥有让西方前辈们望尘莫及的增长动力。这种看上去似乎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经济活力让西方国家自叹弗如、艳羡不已。在经过了十数年的迷惑、怀疑、苦思而终于不得其解之后，（现有的思想资源似乎已经很难令人信服的解释中国的经济神话），西方的观察者们终于将中国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作为一个事实接受下来，而在地球的这一边，中国内部最顽强的怀疑论者也开始销声匿迹。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迷，而是永无休止的高增长的代名词。很多人相信：在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老迈、迟暮之际，中国正在东方续写资本主义新的历史传奇，并为世界资本主义提供新的想像力。揆诸中国 100 多年的现代化历史，这种天时地利的历史境遇还是第一次出现，可谓千载难逢。

虽然仍保留着中国式的克制和低调，但一种乐观主义情绪显然已经在中国的精英群体及官僚体系中开始蔓延并逐渐上升为主流意识。中国的精英们确信：只要凭借过去三十年奠定的体制基础并在这个体制基础上小心翼翼的调整和应对，中国就能像过去的三十年一样，将经济增长的神话再延续三十年。然而，这是真的吗？

一 、 30 年增长的隐“协定”

在 2007 年 11 月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以其一贯的平稳风格说到：“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长期积累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问题。”

不仔细体会这个讲话的背景，很多人都会将这个讲话当作典型的官样文章而熟视无睹。但如果人们真正了解 2007 年中国经济形势的诡谲，我们就会发现：讲话中其实充满了忧虑与疑惑。

中国的最高领导者们的确有充足的理由对 2007 年岁末的中国经济形势表示疑惑。虽然 GDP 一如既往的高速增长，并无异样，但一场久违了的通货膨胀却不期而至。中国领导人显然早已经习惯了高速甚至过热的增长，但新世纪以来历久不衰的低通胀高增长环境却让他们对通胀变得相当陌生。在很多技术官僚那里，通货膨胀甚至早已经是货币政策可以轻易降伏的对象而成为现代经济史的遗迹。然而，在人们普遍认为已经彻底消灭了的通胀的时候，这个在中国政治中具有特殊敏感性的老问题却陡然卷土重来，这让中国的的技术官僚们颇有点措手不及。不过，这并不是唯一令中国领导人疑惑的“新情况、新问题”。在 2007 年，原因不详的流动性泛滥、民怨沸腾的房地产市场都久治不愈。而在中国南方，一向被视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也开始出现大规模倒闭风潮。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中国开始变得陌生起来。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让中国领导人疑窦丛生、惴惴不安。在他们前面，仿佛一个巨大的幽灵已经开始舞动它的翅膀。

是的，中国领导人的直觉非常准确。在一场历时三十年的资本主义狂欢之后，中国可能的确正在进入一个前途诡谲的时期。

正如最近几年已经被广泛揭示的那样，在过去三十年沸腾的资本主义实验中，中国不仅缔造经济史上无与伦比的增长纪录，但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成本。这些成本虽然无法像 GDP 一样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但却是加诸于中国社会的实实在在的债务。长期以来，这些成本被转移、隐匿起来，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消化，反而跟中国的 GDP 一样处于高速积累之中。如果说我们在以前更多的是看到并快乐的享受高速增长之红利的话，那么在未来的很多年中，我们将为过去三十年中积累的巨额债务痛苦地埋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其实正在进入一个还债高峰期。中国经济在 2007 年所发生的种种诡异症状，其实就是这个债务洪峰即将到来的明确信号。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高速的经济增长一直是政府的主要合法性来源。而对于 1989 年之后的中国来说，则尤其如此。在所有的认同都烟消云散之后，经济增长就变成这个世俗国家最新的意识形态。可以说，除了策略性的民族主义之外，经济增长是中国官方与民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以及其他林林种种的利益主体之间所达成的唯一交集与共识。虽未明言，但中国政府与民间却达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默契：政府许诺经高速经济增长，而民间许诺放弃所有的政治诉求。这实际上就是邓小平先生所谓“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历史由来。高速经济增长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