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果然会让普世价值发扬光大？

8月9日，北京奥运会女排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郎平执教的美国女排顶住压力，以3：1击败日本队赢得奥运会的开门红。比赛结束时已经是深夜23:30左右，但是现场中国的球迷不停地呼喊郎平的名字，甚至发自肺腑地高喊“郎导，郎导，我爱你！”郎平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也特别强调：“今天晚上，我感觉非常幸福！”“郎导我爱你”，“我感觉非常幸福”，球迷的热情依旧，郎导的魅力依旧。这一幕，让人想起了24年前，郎平和队友们在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上第一次夺冠的激动场景。这是一种回归，完美地诠释体育精神的真谛。体育是不分国界，超越时空的。从中国女排辉煌五连冠时的主攻手“铁榔头”，到中国女排的郎指导，再到美国女排的主教练，郎平的职业角色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也曾引起广泛的关注，乃至各种非议之声。甚至就在不久前，棋圣聂卫平还对郎平带领美国队参加奥运会颇有微词。但事实证明，这样的声音越来越稀少，这样的观念已经明显陈旧。开放的中国，使我们拥有了开放的视野，懂得了包容与共进：一个成熟的球迷和观众，首先要为优秀而鼓掌，为精彩而呐喊，无论你身处何方，代表哪国，只要你足够强大，能够奉献高水平的比赛，我们都会为你骄傲和自豪。现代体育已经走出了狭隘的胜负观，进入了文明与文化彼此交流融合的更高层面。竞技体育无疑是讲输赢，争胜负的，甚至是优胜劣汰的残酷对决。但是不要忘了，这并非竞技体育的唯一目的。奥运赛场的短暂角逐，固然是国家与国家，运动员与运动员之间综合实力的体现，但在赛场之外，我们却面对一个共同的追求：如何通过体育这种和平的竞争方式，使我们人类更加强大更加团结友爱，从而打破狭隘的地域和种族限制，相互促进、共同提高，使人类的文明程度更进一步。体育人才的走出去，引进来，向世界传递的正是这样一种积极的信号。郎平带领美国女排征战北京奥运会，在我看来更像是一个传递文明的使者，她打开了世界了解和认识中国的一扇窗口，也为中国走向世界开辟了一条人文跑道。事实上，我们在女子曲棍球，男篮等项目上，也通过聘请外籍教练而迅速提高了成绩。他们的贡献，远远超越了体育层面，成为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动人符号。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中国女排与美国女排狭路相逢，作为中国球迷该为谁喝彩？我认为这其实不是个问题。我们当然希望中国女排卫冕成功，但如果美国女排胜了，我们也决不应吝惜祝福。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期待这场比赛，那一刻，无论结果如何，体育的精髓都将得到最完美的体现，奥林匹克精神都将得到最大程度的张扬。（2008年8月11日《燕赵晚报》）

吼吼。

这就是现如今中国官方媒体的基本立场。

可以说，中国目前的官方媒体，早就被中国的右派们给把持得昏天黑地的啦。

“体育没有国界”，多么动听的说辞。那么，什么有国界呢？人权无国界，这是现如今被炒得不亦乐乎的概念吧。人权高于主权，我也希望如此。但问题是这样吗？还在北京的小布什来之前在泰国表示对中国命运的关注，中国当局立马表态说反对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被越来越多的人共识的全球性公共产品五大要素（安全、环境、健康、知识、治理）里，有哪一个在中国能够被认为是内政以外的呢？如果“体育没有国界”，那么教育呢？医疗卫生、文化、传统、政治、经济、社会、历史、议程设置、黄赌毒、泡妞……是不是也应该如此这般呢？没有国界，牵涉到主权国家的边界问题，更是在当前的一个挥之不去的麻烦。洋鬼子认同北京共识时，认为中国应该以文化全球化和技术全球化取代江河日下的美国佬别有用心倡导的经济全球化。但是是可能的吗？今年藏独风波之后，民族国家再一次被推到风口浪尖上，西方人对民族国家的根深蒂固的偏执，让国内外左派们很是热衷于讨论多民族荣辱与共的多元文化系统的生成与繁衍的规定性、决定性与历史性。

所以，现在中国官方媒体的评论编辑们的职业素养，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当然啦，洋鬼子在中国的媒体也不甘人后。

与世界接轨

台湾资深媒体人张作锦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2008年8月11日 星期一

八月，到北京看奥运。但一票难求，除了沾朋友的光，要到“鸟巢”看一场田径比赛之外，其余时间都只能在住处“看”电视转播，跟在台北没有两样。

但场外也有可“看”之事，不在北京未必能注意和体会得到。譬如，美国的《花花公子》杂志大败中国的《读书》月刊。

中国百年灾难，从曾李左胡的“船坚炮利”、“中体西用”，到孙中山的“革命维新”、胡适和陈独秀等人的“新文化运动”，以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目的都在追求国家现代化。用中国大陆当前的语法来说，是要“与国际接轨”。

这次北京奥运会是与国际接轨的好时机，当局的各种设计，都针对这项目标。既然万邦咸来，除中华美食之外，洋人的各种精神食粮也自应一体供应。7月21日官方宣布，100种平常看不到的外国报刊，奥运期间将准许进口，在奥运村及70家酒店出售，中国人也可以购买。但奥运结束，即行停售。

中国记者立即瞄准一份“敏感”的杂志发问：“这些报刊中包括《花花公子》吗？”发言人的答复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只说：“要看市场需求和国家法律的规定。”虽然这样的回答甚不“与国际接轨”，大陆新闻界仍极有兴趣，互联网“网易”当天就作了民意调查。

在问道：“《花花公子》上市，你会买吗？”有效访问了10433人，其中：

会，很期待呀——2292人，占21.95%

不会，看不懂——4733人，占45.32%

不看也要收藏——279人，占2.67%

我禁止老公看——3139人，30.06%

在问道：“你愿意花多少钱买《花花公子》（与四本大陆知名的杂志作比较）？”有效访问了2384人，其中：

比《男人装（订价20元）》贵5元（即25元）——970人，占40.69%

比《知音（订价3.5元）》贵10元（即13.5元）——551人，占23.11%

比《读者（定价3元）》贵15元（即18元）——500人，占20.97%。

比《读书（定价6元）》贵20元（即26元）——363人，占15.23%

换句话说，弃《读书》的人最慷慨，愿花人民币26元读《花花公子》。而《读书》是大陆最有知识性、文学性而又受人敬重的杂志之一，现在碰到“未见好德如好色”的这群读者，真是情何以堪？

不过想占《花花公子》便宜的读者且慢高兴，在中国26元人民币绝对看不到《花花公子》。这本杂志在美国订价美金14.95元，以一美元折合6.8元人民币计算，即使不算运费，也要卖人民币101.66元。

奥运期间，大鸣大放之事甚多。“性学家”潘海倡议在珠海庙湾岛设立“裸泳岛”，藉此让中国人“解放思想”，并“与世界接轨”。这事自然是赞成与反对者都有，倒是平时对性问题甚为前卫的教授李银河女士，指裸体海滩“不符合国情”。参与讨论的另一学者徐贲，文章的标题更直截了当的问：“裸泳有助于思想解放吗？”

民间鸣放，官不后人。奥运期间，政府设立若干“合法集会场所”，准许人民申请游行、示威和抗议，这当然也是“与世界接轨”的意思。但奥运明天就开幕了，还没见有人申请的消息。

一位学术界人士私下说：要与世界连接的，是先进国家的典章制度、文明规范、人文精神的轨道。这些事物，都不是即兴表演能获得，更不是“奇技淫巧”能够取代的。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

嘻嘻。

奥运会给咱中国人带来了什么？

从电视转播的角度看，在中国这种专制主义国家里，竞技运动项目是仅有的不受到太多限制可以直播的节目。因为，仅仅从赛程本身而言，距离政治最为遥远。全世界都服从于一个游戏规则。不得不提到令人作呕的中国足球，其中存在的假赌黑，也是要在现行规则当中进行私下里见不得人的交易，而米卢的特立独行才使得中国足球有过那么一次幻象中的走向世界，其他的，杜伊科维奇忙着与中国女记者弄宫外孕，而国字号教练，则无一不成为权力的牺牲品，戚务生干脆由于中国足协的颐指气使而昏招迭出。可以说，权力是中国足球惨不忍睹首当其冲的罪魁祸首。

由是，或许我们可以说，奥运会给咱们带来的是在全人类都必须遵从的游戏规则下的盛宴。换句话说，是个普世价值在中华大地上的浮光掠影？

中国右派里的领军人物对于普世价值很是喋喋不休。

从改革到改制：什么决定中国的未来？

刘军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从1949年开始。从1949年到今天，中国经历了1949年到1976年、1976年到1978年、1978年到2007年三个阶段。从1978年到2007年的近30年中，中国的关键词是“改革”。

1978年中国做出改革的决策，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如果不改革，国家机器就运转不下去了。我们通过下面这个例子来看当时中国所选择的改革方式：一栋楼出现问题，如果其结构尚可以加固，可通过改造或者加固来解决；如果其结构的根本出现问题，就需要把楼拆掉，重新建设，这一思路也适于判断中国的根本制度。1978年，邓小平的判断是：中国的社会结构存在问题，但不是致命的，可以通过加固来改变的，即通过改革对社会主义进行自我完善。于是，中国人选择了一条渐进改革的道路，即通过逐步的改革、加固和改造，让社会主义的大楼变得更加坚固、结实。从那时起，中国步入改革的年代。

渐进改革有其固有的特点，即只涉及制度的肉，不触及其骨架；只进行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只增加一些新东西，而不触及旧的根本，即增量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即每一项改革措施都要经过中央认可，作为中央的决定层层贯彻下来；是走走停停的改革；改革的标准模糊，不知哪些措施是可行的，哪些措施是不可行的。

中国经过近30年的渐进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没有触动旧制度的根本，没有解决根本的制度问题，且一些新的危机和问题正在积累和加速。目前，在现行的制度框架内，改革已经没有空间了，下一步的举措需要动结构。显然，中央现在还没有决定动结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局面可以拖下去，在改革之后，中国的关键词究竟是什么？如果前30年是“改革”的话，未来中国的关键词就是“改制”。

“改制”有几个尺度：第一是从命令走向市场，从国有企业走向私有。中国虽然是市场经济国家，但从南方和广东关于油供应的报道可以看出，油的价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控制的，中国的绝大部分上市公司都是国有控股，中国的经济只是披上市场经济的羊皮罢了。第二是从专政到民主，中国宪法表明中国的根本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可以拆开来看，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专政，而不是人民民主。如果宪法上还写着坚持某种专政，无论是什么专政，我都觉得中国的制度转变没有成功，中国不能生活在一个专政之下。其三，中国要以人民为本的国家走向以公民为本的国家。“人民”在很多国家是一般性的、没有特别明确意义的词语，但在中国却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词语，而且非常抽象，是集体本位的。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自相矛盾的，人民只是所有人当中的一部分，如果一个国家只属于所有人当中的一部分，就不可能是共和的。

我认为，中国未来的30年，至少需要从以上几个尺度进行改制。

如果说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是利益驱动的话，那么改制将是信仰驱动的。不是科学、制度决定中国的未来，而是信仰决定中国的未来。目前制度危机的背后是信仰危机。信仰有一个很奇妙的特点，它能让信仰者获得一个更高的标准，信仰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公司与公司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异。

有人认为决定国家差异的是经济、科技、政治，这只表面现象，事实上，制度差异是造成国家之间的差异的主要原因。中国的执政党认为，中国的优越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是制度使中国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执政党同样认同制度差异决定了国家之间的差异。不同制度的差别在于不同制度背后所包含的信仰，制度的内涵是信仰。这个制度不是别的，正是宪政民主的自由制度！这个信仰不是别的，正是对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的信仰！

（本文系作者2007年12月11日在南航ICON年度精英论坛上的演讲）

……………………

中国问题的两个层面

刘军宁

所谓的中国问题，是在近一百多年中国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所牵涉到的重大问题。这一变局，对中国意味着整个社会的立体的全面转型。其中涉及到的两个主要方面是形而上层面的价值转型和形而下层面的制度转型。虽然一百多年已经过去了，中国目前在两个层面的转型仍然面临着重重的障碍。在价值层面，以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平等权等基本人权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始终没有得到本土传统资源的有力支持。不仅如此，从朝到野都有人拿本某些土传统来抗拒上述普世价值，以至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信念迟迟不能融入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普世价值的正当性在中国迟迟不能在政治文化和信仰层面确立起来。由于普世价值的正当性确立不起来，在制度政策层面，作为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制度载体的宪政民主制度也就难以确立。制度的正当性来自于其所依托的价值的正当性。信奉什么样的价值观决定了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在价值层面缺乏有力支持的情形下，单方面寻求制度层面的突破，单足跛行，其路途之坎坷，可想而知。这两个层面的转型受到的关注程度也又很大的差异，制度转型受到的关注很多，价值转型受到的关注很少，甚至被遗忘。

超验价值在中国的两难境地

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及其宪政制度载体是建立在一定的超验价值基础之上的。有关超验价值的形上学是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和信念体系的一部分。人类共有的自由大传统更是离不开相关的形上学支撑。易言之，普世价值与宪政制度的最高层面的正当性来自于形上学的超验价值观，来自于人们的根本信念，而不仅仅是来自经验层面的理性论证。在以英美古典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传统中，超验价值和共和宪政的正当性都是来自当地的本土超验价值，那就是犹太教－基督教以及其中被发掘出来的自然法传统。没有这种传统资源，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就不可能经久不衰、历久弥坚。

在中国的思想和政治脉络中，从近代到当代的中国思想界乃至社会中都大量使用诸如人权、权利、自由权、平等权、生命权、财产权、天赋人权、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被视为的普世价值的概念，而无论使用者的初衷是赞成还是反对。这些概念被公认是起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人来说，这些价值观念常被看作是西方的舶来之物。尽管如此，其中的一部分还是在字面上被不加论证地写入了所有时期的中国宪法（甚至包括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产物的1975年宪法）。然而，这样一个问题没有得到回答：为什么起源于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一定要被写入中国宪法？由于对这个问题没有答案，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在传入中国一百多年之后仍然没有修成“正果”，以至于我们今天面临着这样一种两难境地：我们现实生活中，甚至所有的宪法都须臾离不开那些“舶来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我们的自身传统至今没有为这些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发放通行证。

本土传统资源提供超验的支撑

在中国，人们对本土传统资源能否为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提供超验的支撑一直争讼不已。今天国人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的两极看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点。然而，不论我们对传统的态度如何，没有本土的传统资源的支援，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就难以从信念和信仰的层面上得到民众发自内心深处的认同，我们所追求的宪政民主制度就无法在中国落脚、生根。上述争论也表明，在中国社会中尚未对中国是否需要落实作为人类文明共同传统的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达成广泛的共识。

为什么普世价值必须有本土传统中超验资源的支撑？因为，若是没有这样的支撑，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就来自民众在信仰层面的认同。难道对普世价值的经验和逻辑的论证还不够吗？中国不乏对普世价值的经验论证，但是至今仍然得不到落实，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在于缺乏来自本土的超验性价值资源的支持。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传统成功地为普世价值在西方的落实提供了形上的正当性源泉。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在中国的落实离不开来自中国本土的超验传统的支持。但是，中国传统资源至今未能给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在中国的落实提供形上的正当性源泉。 有人把对普世价值的超验层面的支撑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社会的基督教化上。其依据是既然在西方是由基督教及其自然法为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提供超验支撑，如果把基督教变成中国的本土资源，那么对普世价值制度载体不就有了来自本土的超验支撑了吗？这个道理应该是成立的。但是基督教变成本土资源并不是指日可待的事情。所以在短期内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中国的基督教身上，更何况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还碰到了种种限制和障碍。所以，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不够的。

从自身的传统资源中寻找出路

上述必要还在于中国是一个有着其悠久文化传统的大国，其文化传统有义务为普世价值提供超验的支持。有人可能会说，日本、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没有借助本土的超验资源也成功地落实了普世价值和宪政制度，他们也是大国，也有其文化传统。中国与印度不同之处在于，印度已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英国殖民传统，而中国没有也这一传统。日本变成宪政民主国家是由于其战败，美国用武力迫使日本接受普世价值并实行宪政民主。中国没有这样的经历，未来也看不到这样的可能。况且像日本、印度、韩国这样的国家都有从其他国家移植文化的传统。所以，中国作为与这些不一样的大国只能像英美一样从自身的传统资源中寻找出路。所以，本土的传统对于在中国落实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的重大相关性，是关心传统与关心自由主义宪政的人士都不能忽视的问题。

所以，价值系统的转型是上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一转型的必要性，除少数文化原教旨主义者持保留态度外，已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共识。从自由秩序在人类社会中的扩展历程来看，从中国传统中演化出自由的传统并为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在中国的落实提供超验的正当性是完全可能的。自由、平等、公正等普世价值是所有人的共同追求，各个国家各个朝代概莫能外。只要我们相信人性的普遍性，相信人同此情，心同此理；只要信奉作为人类共同信仰的普世价值，只要承认中国人像所有其他人种一样，向往自由，企盼公正并为之而努力，这样的信念和努力就一定会在中国的传统中留下遗产，留下积累与沉淀。中国人对自由、平等、争议的追求，不可能不在中国的传统中留下遗产。中国人追求自由，这条道路非常曲折。这种曲折不说明，中国人不向往自由，只能说明中国人更迫切需要自由。不论这些印记和积累是多是少，我们一定能够找到并有可能加以发扬广大。因为，对普世价值的向往是普遍人性的共同要求。这样的转型不是把期望完全寄托于全面复兴中国传统的一支一脉，而是寻求中国的某些本土资源与人类普世价值在现时代的结合。

变局，还是变天？

……………………

我肏，刘军宁最后的发问很是惊天动地吧？

中国新左派们对此却从来不进行正面回击，而是以其艰苦卓绝的信息发掘找到对普世价值嬉笑怒骂的材料。崔之元发来王绍光转发的相关内容。

Cui Zhiyuan

2008年6月5日 13:18

Fw: 普世价值的惊天发现：新奥尔良风灾 最先提供国际援助的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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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 WSG

发送时间： 2008-06-05 00:36:34

收件人：

抄送：

主题： 普世价值的惊天发现：新奥尔良风灾 最先提供国际援助的竟是...

普世价值的惊天发现：新奥尔良风灾 最先提供国际援助的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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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戏迷(巴.镇.青.鸟) [159926:2512], 12:02:44 06/03/2008:

- 论剑谈棋 豪杰尽聚 -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普世价值的惊天发现：新奥尔良风灾 最先提供国际援助的竟是

2008-06-03 10:16:53 点击:1264

普世价值的惊天发现：新奥尔良风灾，最先提供国际援助的竟然是……

章陶陶/zhangtaotao

２００５年灭国新奥尔良风灾，最先提供国际援助的竟然是谁？别急，停我慢慢来告诉你。我敢打赌，在我告诉你之前，打死你也不知道。而我呢，要不是查了一下，打死我也不知道。

我这个问题跟“普世价值”有关，那就先说说它吧。强国论坛天天讨论“普世价值”，我觉得“普世价值”没什么不好，问题在于谁是实践“普世价值”的先锋和典范呢？哈灭族们一定会告诉你，是阿（发音ｅ）灭痢坎人（American，）或者他们的西方盟友。但我要告诉你的是——正好相反。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好，现在回到灭国２００５年新奥尔良的卡特里纳飓风灾害这个问题来。新奥尔良这个地方主要住的是黑人，风灾发生后，死者遗体在水中泡了很久都没人管的，在这样的国度里，你能说他有什么“普世价值”吗？我看他是臭名昭著的反“普世价值”的典范！灭国政府反映缓慢，救援无能，国内外骂声一片，也堪称世界反面教材的典范！还有暴徒趁火打劫、强奸掠夺，这样的国民，还好意思说“普世价值”？我看也是反“普世价值”的典范！不要以为我瞎说，看看后面这张照片吧！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说半天还没说到正题上来，请别骂我，马上就说。我偶然在网上查到了《维基百科全书》（哈哈，英文原版的，不上哈灭族们的当。因为他们虽然英文都了得，但他们总是唱：“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不告诉你！”），有“卡特里纳”飓风的词条，关于国际援助有这么一段，拷贝如下：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Over seventy countries pledged monetary donations or other assistance. Notably, Cuba and Venezuela (both hostile to US government themselves) were the first countries to offer assistance, pledging over $1 million, several mobile hospitals, water treatment plants, canned food, bottled water, heating oil, 1,100 doctors and 26.4 metric tons of medicine, though this aid was rejected by the U.S. government.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来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Hurricane_Katrina）

我来翻译一下：

超过７０个国家答应捐款或提供其他援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古巴和委内瑞拉（两个都敌视灭国政府）首先提出向灭国提供帮助，答应支援１００多万美元，数个移动医院，水处理工厂，罐头食品，取暖油料，１，１００名医生，以及２６．４公吨的药品，但是，这些都被灭国政府拒绝了。

哈哈哈，原来是共产主义古巴和社会主义委内瑞拉首先向灭国伸出援手，原来这两个长期被灭国敌视的共产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才是实践“普世价值”的先锋和典范！他们竟然向他们的头号敌人伸出援手，不可思议，又可钦可佩！！！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此外，从这段文字我还发现：灭国政府竟然不顾本国人民的死活，拒绝最早的国际援助，耽误了宝贵的救援时间，都是“地球村”的时代了，还搞闭关锁国，进行残酷阶级斗争和武斗（参见下图），反对“普世价值”，真是可恶之极！嘻嘻，不过这关我Ｐ事，只是灭国的人民真可怜啊！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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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帖目录:

这些王八蛋的所谓普世价值就是做美国人的奴隶 - 过客某某某某 22:10:41 06/0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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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帖 [ 0 ]

这些王八蛋的所谓普世价值就是做美国人的奴隶

凡是美国支持的就要支持，凡是美国反对的就要反对，这就是“一夜美国人”的洋奴哲学，无耻之极。

[ 1:90 ] 过客某某某某(张.县.银.桑) - 22:10:41 06/03/2008 *** 回 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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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文 责 自 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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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左派著名网站则对普世价值直截了当地给予了抨击。

zhoujd

2008年5月12日 14:37

供参考

政改思考.doc

关于中国政治文化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

作者：云舟子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3-22

云舟子

1. 引言

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浪潮浩浩荡荡，大有“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势头。其中以全民选举的民主政治被作为政治全球化的典范，认为没有全民选举的政治就不是民主政治而是独裁政治，甚至把所谓的非民主国家的一切社会问题的最终症结归结为缺乏民主，并认为解决这些症结的根源在于民主化，从而形成了民主的迷信 [1，2]。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近代中国在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下，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推翻了具有终极决定权力和意志的皇室王朝。可是由于缺乏对民主的深层认识，使得民主化进程产生了很多甚至相当严重的问题。时至今日，民主理论与实践深层矛盾仍然是我们政治改革深化的巨大障碍。

此外，对于经济改革我们可以摸着石头过河，找不到石头就退回来，但是政治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逆性，当找不到石头的时候就退不回来了。而由此所引起的社会动荡、付出的社会代价是难以弥补的，所以，政治改革的先瞻性理论思考显得尤为重要。思考的目的是能够融合东西方的传统文化，形成系统的道德文化理论体系和稳定的有别于终极决定特点的成熟的政治体制，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实现民主的中国化问题。

2. 民主的历史及含义

民主的理念来自于古希腊。古希腊的雅典共和国实行了一种有别于寡头政治和君主统治的民主制度。在经历中世纪的封建统治之后，17、18世纪兴起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运动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的民主思想，并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的建立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强盛奠定了基础，这种制度的基本特征就是：国家领导人的产生不是世袭的，而是经过公民的选举产生的，领导人的任期有一定限制，因而选举需要定期举行；对于重大的国家事物需要经过公民投票来决定。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家为了开拓市场，对中国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中国人面对西方前所未有的冲击，在痛定思痛后苦苦思索和探求解救民族危亡的药方，认为科学和民主是西方列强强大的根源。于是中国人就开始了对民主的不懈追求和奋斗，先有戊戌变法的失败，后有辛亥革命的成功。

辛亥革命的成功并没有带来民主的真正实现，为反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又经历了二次革命和北伐战争等一系列民主革命，然而北伐战争的胜利结果却是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蒋家天下陈家党，宋家姊妹孔家财”，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最终发展成为四大家族对整个中国的垄断，人民不但对民主的诉求无望达到，而且对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也不可能根治了。

中国最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对民主的追求没有知识分子那样迫切，但是他们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是深恶痛绝的，因而就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岛。在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后，黄炎培曾经向毛泽东谈过一个问题：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朝代轮回的历程，这个朝代更迭往往是“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而在朝代更迭之中，受苦受难最为深重的就是那些平民百姓，毛泽东当时给出的解决办法就是“民主”。

所以，在毛泽东执政时期，为了解决党和国家政治经济发展路线之争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想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形式彻底整顿干部队伍，解决深层的政治经济问题。毛泽东相信人民群众，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他放手发动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然而却使整个社会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毫无疑问，文革是中国的一个深痛的悲剧，然而就在这个悲剧刚刚结束不过十年，另一场悲剧又在中国上演了，那就是“63＋1”。63＋1产生的背景是反腐败，由于中国采取渐进式改革，采取价格双轨制，这个制度给腐败的产生提供了温床，产生了中国独有的腐败形式——官倒。“63＋1”学生最初的口号就是反腐败，反官倒，但是学生们认为，单纯的反腐败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只有制度的根本变革才能彻底解决问题，美国的民主制度就竖立了这样一个标竿，于是反腐败上升为求民主。鉴于文革中惨痛的民主经验，中共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从而酿成了建国后的第二次民主悲剧。

3. 民主的局限与困境

为什么中国人对民主追求的结果总是一次次的悲剧呢？是我们的人民愚昧不化，人种低劣吗？对于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自强不息的民族，这个解释显然不合情理。那么我们就需要对我们所追求的民主进行反思。

第一、民主的理念虽然来自古希腊，但是它真正发扬光大，并取得今天在政治领域内的话语霸权，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在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为反对君主君权而提出了公民的人权，提倡民主、平等、自由、博爱，其中的自由包括言论、集会、结社和出版的自由，并强调这些人权是公民生而具有的，即天赋人权。

人权真的是上天赋予的吗？如果一个人出生后就与人类社会隔离，他只能成为诸如狼孩之类的人，或许他是自由的，因为没有人管他，但是这个自由是上述的自由吗？他怎么可能会有言论、集会、结社和出版的自由呢？因而上述所谓的人权不可能是上天赋予的，而只能是社会赋予的。

另外，我们知道未成年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些权利是民主最基本的体现。如果讲天赋人权，为什么一定要18岁以上的成年人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如果说未成年人没有辨别力，需要社会的教育和引导，那么这种人权到底是社会赋予的还是上天赋予的？上天赋予了人吃奶的能力，人一生下来就会，不需要社会甚至母亲的教育。

国王在其出生时就拥有了当国王的权力，因而天赋君权比天赋人权更符合逻辑和事实。我们认定天赋君权的错误，却用同样的逻辑再造一个天赋人权，难道不是同样的荒谬吗？

第二、民主的本质就是“多数决”，讲少数服从多数，事情的是非曲直由人数的多寡决定。这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多数人总是正确的。可是路人皆知：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我们用“多数决”的强权否决少数人的真理，岂不是让真理埋没，谬误横行？

“多数决”的结果就是多数强权[2]，尽管以美国总统选举为代表的民主制度为避免这种多数强权所带来的弊端而对全民选举制进行了很多修正，可是并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全民选举的多数强权在可预见的将来只能依靠金钱。因为选举的白热化必然使得候选人尽最大可能地动员社会资源为自己和其政治主张进行宣传。而在竞选双方或多方的竞争性社会动员中，缺乏金钱支撑的一方必然落败，因而当今社会全民选举的基础必然是金钱选举。

以民主的典范——美国为例，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经费届届增高，早就远远超出了任何候选人和政党的财力能力，这样候选人对资本家进行募捐就成为必然。尽管在美国的很多资本家同时捐助竞选的双方，但是如果候选人的政治主张不能给资本家带来利益，甚至损害了资本家的利益，资本家绝对不会为其买单。这样，资本家仅仅因为他的金钱财富就拥有了对候选人的初选权，而全民选举无论如何公平、平等都是对资本家初选结果的二次选举。天赋人权的平等权哪里去了？民众手中选票的神圣性岂不要因为这种不平等性而黯然失色？

“多数决”可能会引起、激化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和冲突。由于“多数决”最终的判决标准不是真理，而是人数的多寡，使得不同利益趋向的人分化形成不同的利益帮派，乃至产生不同的政党。帮派之间斗争的最终目标不是真理、正义、道德和人民的利益等，而只是把他们作为达到他们目标的一个手段，当这些手段妨碍了他们的最终目标，他们就会忽略、隐瞒甚至抹煞。

世人常把全民选举和多党竞选作为根治腐败乃至其它社会陋习的药方，从理论和实践来看，政党政争非但不是解决腐败等社会陋习的药方，反而产生新的社会陋习，比如说贿选、族群和利益集团的分化冲突等问题。很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政治改革并没有走到全民选举的民主形式，否则依据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很难预料全民选举在中国产生的严重负面影响，台湾民主的发展结果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引人深省的反面教材。

第三、民主的理论家认为：民主政治的核心观念不是体现在“多数决”，而是体现在多数意见形成的过程。意思是说，民主是个教育的过程，投票只是一连串公开、沟通、消除偏见之后的最后呈现。持续不断地交换资讯和意见才是寻求人类福祉最坚实有效的途径。

这个多数意见形成的过程就是通过自由来达到的，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只要给金子发光的自由。这些自由就是所谓的言论、结社、集会和出版的自由。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真理都能通过自由言论可以分辩清楚的。例如对于科学的真理，我们是否可以通过自由的宣传，把科学定理和公式推导过程讲解给所有的公民，然后让所有公民判定真伪，投票决定呢？而事实上，我们只要通过由很多学者和科学家组成的科学共同体来完成真理的检验和判定，因为绝大多数的科学理论是深奥的，难于让广大民众理解。固然，政治问题和科学问题是不同的，在政治领域深奥的真理不会很多，但是往往就是这样几个却对全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在民主实际的操作中，候选人的政治主张利用言论自由的权利通过媒体展示给选民。那么，如果选民没有接收这种展示的物质条件怎么办？如果选民没有精力、时间、能力和素质来研究这种展示怎么办？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在白热化的全民选举过程中，无论选民还是候选人都不可能保持淡泊平和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却是追求验证真理所必须的。在这种白热化氛围中，选民和候选人更关心的是小恩小惠，选择寻求最大的利益收获，寻找利益平衡点。

候选人要想赢得选票，必定要提出不同于其它候选人的鲜明的政治观点。然而选民中的大多数对政治的理解和把握只能停留在业余的水平，这种业余水平不可能通过宣传教育得到根本改变，就像不可能将高深的相对论问题通过教育、宣传和辩论而让普通民众真正理解掌握。这种建立在业余基础之上的政治氛围，如何才能达到沟通和消除偏见呢？

第四、民主的中文字面含义是人民当家作主，“多数决”的目的无非是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在全民选举中，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途径主要是通过手中神圣的选票。这个所谓神圣的选票是否真的实现了人民的当家作主？首先要看什么叫当家作主，所谓作主就是对某件事情具有拍板决策的权力。

其一、选民手中的选票之所以体现当家作主的权利是因为选民可以用自己手中的选票决定哪个候选人当选，但是全民选举中必然有落败的选民，为什么仅仅凭着人数的优势就剥夺了少数人当家作主的权力？

其二、选民之所以选择某个候选人是因为他的政治主张符合自己的主张，但是对大多数选民，这种符合不是完全的符合，而是大体的符合，选民只能退而求其次地选择大体符合自己主张的候选人，这种被迫地选择是当家作主的体现吗？再者，候选人当选后，很多情况下并没有兑现其竞选主张，甚至改变其政治主张，这种改变是否符合选举他的选民当家作主的要求呢？

其三，让人民当家作主就是要以民为本，可是选举政治的性质决定了候选人的最终目标是要赢得选举，即以选举为本，而以民为本只成为手段退而为其次。因而我们只能将全民选举看作是对民意的反映过程。

其四，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愿望，是通过民主的手段来监督执政者权力的滥用。普通民众可以判断一个警察是否在滥用权力损害其切身利益，可是对于一个打着各种美丽旗号的总统进行权力滥用时，他们的判断是否会有专业的理性呢？而且当政客们作为一个阶层和支持他们的财团为追求他们的共同利益时，民主选举的监督往往会失效，因为任何的选举结果都是一样的。

其五，人民当家作主体现在政治权力上的平等性，即在民主选举中，人手一票，作为国家的一员，就有权力参与国家重大的决策。从表面上看，人们很难否认它的合理性，可是从更深一层的意义上看，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平均主义。在经济上搞平均主义、大锅饭是错误的，为什么政治上的平均主义反而成了普世的价值追求？这种政治的平均主义虽然不会像大锅饭一样直接导致人们的惰性，可是它在建立了普通百姓参与政治的一个平台的同时，却使得这个平台庸俗化和非专业化，从而为政客们操纵民意谋求私利乃至外国势力干涉国内事务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点。政客们对民意的操纵和外国势力的干涉，无论其口号多么动听，其根本目的不可能是为了国内人民的利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

其六，人民当家作主的另一个方式是公民投票，就是对于一些重大的问题需要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来决定。如果这样让人民当家作主，那还要政府作什么？对于那些重大的问题，由于其复杂性和全局性，专业的政治家尚且难于抉择，仅仅通过几场辩论会或者其它形式的宣传，就把责任推脱给普通选民，要他们凭一时激情和偏见来裁决。这样的公民投票如果不是政治家的无能就是在推卸责任。当今世界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之所以愈演愈烈，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平民由于选举权所要负担的政治责任。

第五、民主国家把全民选举作为其政权合法性的基础，甚至将其上升为全人类的普世价值。是谁赋予了全民选举的这种法律属性？我们已经知道不存在天赋人权，那么是否存在这种民主的合法性基础呢？对此，我们看一下法律的产生。法律的制定除了为维护社会的正义、稳定和有效运作外，它还体现了某个国家民族的价值文化取向。西方文明有民主的传统，把民主作为一个法制原则并不为过。但是民主不是法制的根本追求和基础，因为它并不能根本体现对社会正义的要求，所以我们也可以不把全民选举作为执政合法化的基础，而只能把选举看作是一种民意的反映。

美是人类所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它不会因为历史、民族、地域和国别等因素的差异而改变和存废，这就是普世的含义。然而对民主的价值追求却会因为这些因素的影响而导致差异甚至有无，这样的价值追求怎能称之为普世价值呢？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个人，将民主作为一个价值追求是无可厚非的，如果将其上升为普世价值就大错特错了！

第六、面对这样的理论困境，民主的理论家认为：民主原则不是让“人民当家作主”，而是让人民有选择统治者的权利，并且坚信，民主虽然不是最好的东西，但绝对不是最坏的，民选的结果可能是错的，但民选给了民众改正错误的机会。既然承认全民选举的政治制度不是最好的制度，我们为什么不去寻找和建立比其更好的政治制度？民选所犯的错误往往是因为民众的业余和偏见而造成的，即非如此，民选的错误真的能够由下一次民选改正吗？对于一个无能、无知或无为的当选人，民众会有机会在下一次选举中用自己手中的选票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当选者在执政期间的错误政策造成的严重后果能够通过选举得到改正吗？人民选择统治者的目的和希望是什么？如果整个政界已经堕落，选举成为在一筐烂苹果里选一个相对不太烂的，任何可能的结果又有什么意义？

在政治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是，2004年的大选，布什并没有因为错误的伊拉克战争而下台，陈水扁仍然能够逃避因为两颗不光彩的子弹所应该受到的惩罚。我们当然可以以台湾的民主不成熟为借口，但是美国的200年的历史还没有使民主成熟吗？所以问题的核心是由民主理论的根本缺陷造成的。

4. 民本与民主

在我们经历了文革和“63＋1”的民主迷信后，这种迷信依然在当今世界盛行，尽管发展中国家在移植西方式民主制度后鲜有成效者[1]，可是很少有人将其归咎于民主制度的缺陷，而只是归咎于对民主制度的实行不够完美，甚至要求更大程度的民主。人们对某件事物的迷信不是因为它的错误，而往往是因为它的正确，至少是表面上的正确，例如对“权威”的迷信。

民主最为可贵之处就是推崇个人的平等，并试图在制度上予以保证，这就是世人趋之若鹜的根本原因。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上述的种种民主弊端和理论缺陷产生的原因就是民主的制度形式不能真正切实保障个人的平等，使民主成为一个在人们心中永远无法完善的理想，让我们难以否认和改变现实中民主的虚假性。从平等的基础出发，得到一个事实上的不平等，这就是民主的悖论。

产生这个悖论的原因有两方面，一个是民主所追求的目标有问题，即我们是否应该追求“个人平等”的目标。另一个就是民主的实现形式有问题，即“多数决”的正当性与有效条件。而其中第一个原因是产生民主困境的最主要原因，由此也就引出了对民主进行中国化的思路，那就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与“民主思想”相应的价值取向——民本思想。

在先秦时期中国的古人就提出了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认为“民惟邦本”[3]“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4]。夏勇就认为：“民本文化乃是真正的国粹。” [5]梁启超也认为民本理想与现代民主是一脉相承的[6]。确实，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民主的形式，但并不是没有民主的精神。

然而在古代中国如此幅员辽阔的统一国家内实行全民选举的民主形式，在物质技术上没有实现的可能。在以君权为最神圣和崇高的情况下，民本的实现形式就是文武大臣分列两班议事、向皇帝进谏，民本思想沦落成为皇权统治的工具，很难得到真正地落实，以至于演变为周期性的朝代更迭。

但是与“人民当家作主”或“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民主思想不同的是，民本思想具有切实的可操作性，因而成为一种可实践的理想，具有真实性，同时也正是由于“人民当家作主”等民主思想的难以操作性造成了民主的虚伪性。

从形式上看，民主制度是一种外在的约束机制，通过选举人的选票外在地约束被选举人的言行。民本思想是一种内在的约束机制，它的实行是通过科举考试实现的，虽然从表面上看，科举制度是一个外部约束选拔制度，但在本质上促使当政者通过对治国理论的学习和人格的修养而建立起内在的约束机制，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虽然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乃至毒害了知识分子，使得读书的目的单纯化为当官治天下，但是也对有志于从政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深刻的思想教育，使他们建立起自我约束的道德规范。这也是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基本维持上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的原因。

因此，民主的中国化就是内在约束和外在约束的结合，就是通过民主的手段实现民本的目标，用西方的新瓶装中国的老酒。

5. 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思考

那么，中国的老酒是否值得装进西方的新瓶装中？为此我们需要从这个角度重新审查中国的传统文化。

笔者认为，中国文化的精髓和对世界文明的最大贡献不是四大发明，而是以易经、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孔孟老庄之学、医学、命相学。因为四大发明只是技术层面的东西，而易经和阴阳五行则是中国独有的理论体系。

阴阳五行在本质上是一种数学运算体系，它与一般的数学运算不同，它研究的是事物之间质的运算，是事物之间联系和各自本身性质的运算。以阴阳五行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中医的有效性已经很少有人质疑，但是我们仍然把算命看相看作封建迷信。正如对民主的迷信一样，命相迷信的产生不在于命相学的错误，反而显示出它在某些方面的可取之处，南怀瑾就认为：“中国算命卜卦的这套法则，里面包涵了很大的科学和哲学的道理 [7]”。在实践上我们很难否认命相学的有效性，它毕竟是对客观实在的一种反映，当然这并不表明它的完全正确性和任意的适应性，这正如任何一门自然科学一样。

命相学的重要理论意义不在于它能够多么准确地计算你的过去和预测你的未来，而在于它深刻揭示了人的差异性（包括先天和后天的）。这种差异性包括性格、能力和智力等人的内在素质，以及后天与不同的时空作用产生的差异性。在我们选择某个价值取向标准时，这种差异性就表现为不平等性，例如由于能力素质的不同，使得公司职工的收入因人而异，如果以工资收入作为价值取向的衡量标准，就体现出职工间的不平等性。这种差异性或者不平等性是客观存在而不可弥平的，我们常说“教育不是万能的”，即在于此。但是并不能因为这种不平等性而否认个人人格的平等性，并且个人的人格是绝对平等的，这可以认为是上天赋予的。这种人格的平等体现在制度上就是法律上的平等。

这种个人的差异性为社会的功能性分工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我们知道，越高级的有机系统，其内部的功能性分工越复杂和精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工是功能分工而不是专业分工，参与分工的组成单位是为完成某项功能而不是某个专业职能而参与分工的。我们常说：“天生我才必有用。”就是基于这种社会的功能性分工。命相学为我们研究个人的差异性来提供了最重要的参考，因而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命相学的研究方向做某些调整。

阴阳五行的理论为这种社会的功能性分工的和谐运作提供了理论基础。五行理论首先从一个有机系统中提取五个相互关联作用的部分，根据这五个部分的不同性质而分别定性为水、木、金、火、土(图1)。

在这个系统中，每个部分都与其它的四个部分有相互联系和作用，这种作用分为两类：生和克，图中所示，生为实线箭头，克为虚线箭头。每个作用都有主动者和被动者，这样每个部分与其它四个部分的联系和作用有我生、我克、生我、克我。如果生为阳，克为阴，主动为阳，被动为阴，则由这两对阴阳组合而成的四种作用就可以称为四象。在这个系统中，不同的部分循环相生， 又循环相克，没有一个绝对的主宰，但是又能够生生不息，绵延不绝。这正是一个有机系统的特点，因为对任何一个有机系统而言，在根本上不需要一个绝对外在的控制力量，而能够自生自灭。在这个系统中，虽然任意两部分之间存在的生克关系导致事实的不平等的存在，但是各个组成部分在整个系统中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在现实中，如果某个部分在系统中的地位得到过分提升，就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失衡甚至崩溃。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万物是由气、火、水、土四种元素组成的，与此不同的是，五行中的水、木、金、火、土不是物质的组成元素，而是对自然和社会的事物联系性质和属性的抽象概括，也可以将它看作一套符号，类比于数学的1、2、3、4、5等。就像算术中的加、减、乘、除对1、2、3、4、5的运算操作一样，五行中的生与克，对水、木、金、火、土进行的也是一种运算操作，只不过五行之间的运算规则与1、2、3、4、5的运算规则不同，它不是量的运算，而是属性的运算，而且与数字不同的是，水、木、金、火、土没有大小的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五行理论具有科学的属性。所谓的科学都是对现实世界的抽象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模型或者假说，而模型假说科学性的验证就是看它们是否能向我们提供一些确切的预言和指导，即科学的理论和规律是可以重复验证和利用的。以五行理论为指导而建立起来的医学和命相学就为我们提供了这种验证。由于五行理论的属性运算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模糊性，它更适合用于分析高度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而不是自然问题。

如果将易经和阴阳五行看作中国文化的基础理论的话，那么孔孟老庄之学、医学和命相学就可以看作是技术应用层面的东西。南怀瑾[8]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比喻：佛学像百货店，道家则像药店，儒家的孔孟思想则是粮食店。儒家自汉以降，向来被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并且成为皇权统治的理论基础，所以民本作为儒家思想的精髓有其巨大的理论价值。

6. 中国特色政治文化的建立

在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属性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将老酒装入新瓶中。

一、左右共生

分析西方两党或多党制的民主，他们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左、右派的共生和平衡。左右共生是合于阴阳理论的，左派主动而未形为阳，右派主静则既成为阴，阴阳相化、相生、相克而共生。

这里所讲的左右派是相对于所处社会当时的制度或意识形态而言的，而不是由其所坚持的理论来判定。左派就是激进的改革派，对现行的社会制度和社会问题进行批判和揭露，右派是保守派，但不是为现行政府，而是为整个社会的存在和稳定进行辩护，剔除左派的偏激情绪和不切实际、异想天开的成分。这样左右派的划分不是以他所坚持的思想，因为当一个左派的思想成为现实后，很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右派。左右共生的平衡不是绝对的静态的平衡，两边相等，而是相对的动态的平衡，如果政治清明或者社会存在的问题较少，左派的力量会小一些，相反，左派的力量会大一些，但无论如何，左右派的力量都要有，都要成熟。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右派会酿成悲剧，如果缺乏左派就是最大的悲哀！

做好一个右派并不比左派容易。左派固然有遭受打压甚至被杀头的危险，而右派则很容易被人骂为汉奸、走狗、御用文人。挨骂或许算不上什么，然而一个合格的右派必须具备相当的理论深度，否则天天被人骂就真的成为御用文人了。原北大校长严复的作法可以称为右派的典范，最初他反对辛亥革命，支持君主立宪的制度改良，后来张勋复辟时找到严复，请他出来写个讨伐檄文之类的东西，他说他过去反对革命，但是现在革命已经成功了，就不要再反革命了。所以右派不能定位于一个政府的辩护者，而是定位于一个社会的辩护者，右派和汉奸、御用文人的根本差别在于其立身处世，前者为公后者为私。从阴阳五行的理论出发，一个社会不应该存在一个终极性的决定力量和集团，政府当然也不能成为这种力量和集团，因此右派辩护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维护一个集团的利益，而只能以整个社会的利益作为辩护的最终目标。

中国人从五四运动时期、辛亥革命摒弃了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形成了近代中国人一个新的传统，就是好于、善于、勇于打破一个旧世界的传统，这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体现尤为突出。中国人的这种勇于破旧的传统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民主富强的中国而扫清障碍，但是后来，这种努力却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最初的目标。文革和六四的民主悲剧虽然可以寻找各种各样的原因，例如文革的民主缺乏法制，六四的失败是政府的镇压等等，但是笔者认为，这些民主悲剧产生的原因在根本上是因为它们背离了自由民主的精神，那就是左右共生。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我们听到的口号都是打到走私派，打到右派，打到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某某走狗等等，一旦出现意见相左的就口诛笔伐，人全都被打到了还有什么自由民主？六四前夕也几乎听不到右派的声音，而按照自由的原则，只要合理，反民主也是一个人的权利。没有了右派的冷静制衡，这些运动都成了一边倒的狂热运动，这些运动甚至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不可挽回的灾难性的损失。这就是一种阴阳失调。

二、体制内民主

西方民主制由于“多数决”而产生理论困境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政治参与者的非专业性导致的。从命相学的角度来看，由时空的非均匀性[9]导致的个人的差异是不可避免和后天不可弥平的，因而无论通过教育、宣传还是辩论等等一切手段都不能使民主政治的所有参与者达到需要的专业水平。所以，我们必须划分民主政治的参与群体，使不同的群体具有大体一致的背景和利益关注点，这就类似于科学共同体的划分。

共同体的界定是，在这个团体中，各种信息知识能够得到充分深入地交流、沟通，团体内的成员能够相互协作和竞争，共同体是由紧密相关的人员或者专业人员组成。这样，社会不但要划分出许多的政治共同体，还会划分出学术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等等。

在共同体内部，民主的运作有了坚实的基础。不同层次的政治共同体由于背景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政治责任和权力，其民主运作的根本原则是民本原则，而不是“人民当家作主”，“多数决”的领导人选举过程是依据民本原则“选贤与能”，“贤与能”成为权力合法化的基础。同时，制度化定期选举的目的是使得领导人的更换常态化，破除权力终身制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只有如此，政治才能真正回归到民本。我们可以称这种制度为“体制内民主”，它的实现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对于非政治性的共同体，其民主的原则和形式会有所不同，然而，民主只有在体制内进行才能真正切实有效，才能克服民主的弊端，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那么如何划分不同的共同体和确定其政治责任和权力？例如国家最高领导人产生的共同体是否应该是全体国民呢？这要看全体国民是否具有上面提到的共同体的特性，首先他们不全是专业的政治人员，其次又不是紧密相关，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相关的信息和问题不能得到深入交流和沟通，根本的目的要看是否能够达到“选贤与能”的目标。对于一个大型国家，全民选举一般只能看作是体制外民主，正是由于这种体制外民主才产生了本文开始提到的民主的种种难以克服的弊端，也是产生文革和六四民主悲剧的根本原因。当然，在具体运作时，共同体的划分会因为时代、物质条件或人民素质等因素的变化而不同。在此，我们可以称体制外民主为大民主，体制内民主为小民主。

小民主的目标是要理性，要心平气和、深入贴切地解决问题，真正做到“选贤与能”，而不是上街喊口号、拜票。如果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大民主就是美式快餐，看起来时髦，很讨小孩子喜欢，虽然能吃饱，但是却不能吃好；小民主就是中国宴席，费时费力，可是做工考究，色香味形器俱佳，其目的是不但要吃饱，而且要吃好。但是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小民主并不是几个人的小民主。

三、五界制衡

由于人人生而具有不可改变的差异性，导致了社会分工的必然存在，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