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都与范跑跑同属一丘之貉

从“范跑跑”到“杨不管”，近来师德问题饱受舆论质疑。老师请学生喝酒的新闻再次把师德问题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老师本应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教育顽皮学生。而不能以大错来“纠正”小错。中学生守则也规定中学生不能饮酒。教师如此变相体罚学生，丧失了起码的良知与责任，还会摧残孩子的身心。实在令人震惊。毋庸置疑，请学生喝啤酒的老师应该受到舆论谴责与有关部门查处。（2008年8月4日《贵州都市报》）

这是该报的一则评论。评论的内容说：

14岁的小楼是浙江省义乌市一名初一学生。父母暑假把他送到了义乌市“小博士”辅导站读书。小楼上课时总喜欢和同学聊天。学生对此有意见，嫌小楼“捣乱”课堂。可老师拿他没什么办法，批评根本不起作用。辅导站的老师竟请他到办公室喝啤酒。这名学生醉酒后，整整睡了一个下午，也不能继续“捣乱”课堂了。义乌市教育监察大队负责人表示，如果事情属实，他们将严处相关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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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

真他妈的牛屄。现如今的中国，无奇不有吧。把调皮捣蛋的学生灌醉了，让贼肏的呼呼大睡，真是老师们的创举。

我在上小学中学时，一直就是个调皮捣蛋分子，期末老师评语上，最客气的而且自始至终从来没有消失过的，就是“爱做小动作”；其他的嘛，热闹了去啦，文革期间，上课抽烟、拿弹弓子崩老师、接老师下碴儿、骂老师……无恶不作耶。那时候，人们就说我脑袋后面的反骨很突出，是个捣乱分子。果不其然，活到了现在，还是没完没了指桑骂槐不消停。那时候，没有老师请我喝啤酒，如果真有，还说不定谁把谁灌醉了呢；再说了，即使醉的是我，也不会呼呼大睡，而在教室里更加有恃无恐地折腾啦……

开篇提及的“杨不管”，到底是怎么回事？王未名发来世界日报的相关报道。

课堂打架出人命 夫子续上课

杨不管未制止两名学生互殴 漠视死者口吐白沫 「比范跑跑恶劣」

【本报北京十二日电】「范跑跑」尚未谢幕，「杨不管」又已登场。法制日报报导，安徽省长丰县两名学生上课时打架，导致其中一人死亡，授课杨姓教师未加以制止，继续上课直至下课。杨老师因此被冠以「杨不管」称呼，不少人认为他比「范跑跑」更为恶劣。

目前，学校、杨老师和当事人家长达成赔偿20.5万元的协定，杨老师已被停职。据报导，当事学校半年前曾发生学生砍断老师手指的血案，至今令学校老师心有余悸。有老师认为，除了管不住、不爱管之外，恐怕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不敢管。

据报导，长丰县公安局透露，尸体已解剖，死者杨同学并无外伤，是潜在性疾病致死，他们分析，同学打闹只是诱因，杨同学可能因为情绪激动引发潜在性疾病，导致死亡。至于是何种潜在性病症，警方表示要等相关病理报告出来才能确定死因。

6月12日，吴店中学七年级二班上午的最后一堂课是地理。课上到一半，坐在第三排的陈姓学生和杨姓学生发生争执，两人在课堂上当著老师的面打起来。一位学生说：「老师没有发话，坐在旁边的四、五个男同学过去拉架，将二人分开。」可是一会儿，杨姓学生突然全身颤抖、口吐白沫、脸部发白，于是几位同学将他送医。

据报导，一位学生说，打架时，杨老师并没有当即制止，其间说了一句：「你们有劲的话，下课后到操场上打。」后来也没有送被打学生到医院，而是继续讲课。

打架事件发生在课堂上，授课老师不闻不问，甚至在被打学生口吐白沫被送医时，仍然「坚持」把课上完，引起轩然大波。

杨同学的家人说，如果当时老师劝阻一下，如果老师及时将孩子送到医院，孩子也许不会死。对于孩子的死，学校和老师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吴店中学负责人说，如果杨老师有什么责任，学校绝不会袒护，不过，目前可以肯定的是，杨老师并没有第一时间护送孩子到医院进行救治，而且也没有向学校上报学生打架情况，是工作上的失职。

有网民直斥杨老师「冷血」，不少人认为，「杨不管」比「范跑跑」更为恶劣。

2008-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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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范跑跑嘛，那可真是个非常明星啦。

王未名发相关内容。

范跑跑要告教育部

【本报北京十六日电】范美忠15日飞往天津一律师事务所商量起诉教育部的事宜，准备状告教育部侵犯他的名誉权。

重庆时报报导，范美忠说，天津一家律师事务所和他联系，表示愿意为他提供法律援助，状告部分在「范跑跑事件」中对他造成不公的机构，其中首先要告的便是教育部和中央电视台。

范美忠称，教育部多次对其造成言论不公，中央电视台也一再侵犯他的名誉权。

2008-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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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到的电子邮件的内容。

中国农民学习动态

2008年7月19日 10:17

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是什么

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是什么

长平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30955

当范美忠以"追求自由和公正"为自己弃学生而奔逃的行为辩护时，有人立刻站出来说：看，这就是自由主义者的品行。随即有学者从理论上廓清：第一，自由主义并不排斥责任，恰恰相反，只有自由的人才可能真正担当责任；第二，自由主义者也不反对道德，反对的只是伪道德。

事实上，在自由主义者和非自由主义者各自那里，责任和道德有着大不相同的含义。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典范人物，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写道："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这个责任是指个人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但是非自由主义者往往要求个人对整个集体以及别人做的事情负责，比如余秋雨先生"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道德和自由的关系更是复杂，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里用了整整一章来讨论权利和善如何相处。但是在一些道德君子那里，道德是压倒一切、不容讨论的优先价值。

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责任和道德并不是总是站在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如此一来，要完整回答范美忠事件提出的问题，还应该说清楚到底什么是自由主义的对立面。

在历史上，自由主义有发展有流变，其对立面有过宗教、观念、习俗、利益等等，也有过保守主义——通常情况下它并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保守主义。在当代西方政治中，保守主义往往就是古典自由主义——但是始终如一的、也是它的核心对立面只有一个，那就是被滥用的公权力。

可以说，自由主义就是为反对公权力泛滥私领域而诞生的，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抗教会的权威。这个概念的明确定义最早出现在约翰?洛克的书里，那本书的名字叫"政府契约论"，一听便知道它讨论的是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关系。后来英国的辉格党、西班牙的自由党等政党直接用它来反对君权，主张宪制。再后来，美国以自由主义为基础建立了民主政府。到了二十世纪，自由主义最大的对立面就是极权主义。

最早把自由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人是严复，他翻译了穆勒的《论自由》，更名为《群己权界论》。这个中文书名非常准确地提炼了自由主义的精髓，那就是分清公私权域：公域讲权力，私域曰权利；公域讲民主，私域言自由。

自由主义为什么要把被滥用的公权力当作它的对立面呢？这是因为只有它才可能真正妨碍自由。自由是什么？伯林说自由最基本的含义，就是不被囚禁或奴役，是"通向人自己决定遵循的道路的阻碍之不在"，"这种自由最终并不取决于我是否出发或能走多远，而取决与多少扇门是打开的，它们是如何打开的"。他引用卢梭的话说，"知道枷锁的性质比用鲜花装饰它们要好"。不言而喻，这些话都是针对公权力说的，否则就没有意义。伯林不承认古希腊有个人自由观念，就因为"公共权力——不管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通常都不得逾越的那个边界，在那个时代还没有清晰地出现"。

严复当年变更书名，还因为"中文自由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怕被人误解"为放肆、为淫佚、为无法、为无礼"。令人感慨的是，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个误解并没有因为严复先生的良苦用心而消弭，反倒有所增强，比如著名的红色经典文章《反对自由主义》。范美忠事件一出来，就有人认定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行为，也正是基于这种误解。

又比如，总是有人振振有词地问我：你不是主张"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吗，为什么要关闭个人博客评论呢？你自己不喜欢被人骂，政府为什么要容忍批评呢？你不是要求政府宽容谣言吗，那我来给你造个谣如何？这就是典型的公私权域不分。我和很多人一样，关博客评论是因为有人疯狂辱骂，又懒得诉讼。然而，无论因为什么原因关闭个人博客评论，甚至关闭整个个人博客，都不能形成对批评者自由的限制，你只需换个地方即可，除非我能派警察来把你抓起来——那样的话，我动用的就是公权力了。还有人义愤填膺地质问某主张自由民主的报纸为什么不刊发自己的文章，犯的也是同样的糊涂。政府对新闻自由的承诺，是指要允许不同类型的媒体存在，而不是强求一家报纸发出所有的声音。尽管很多报纸为了平衡读者的需求，尽量多地刊登不同意见，但是这并不能证明报纸立场的倾向性会妨碍言论自由，除非这家报纸能够阻止你在别的媒体发言——那样的话，它动用的就是公权力了。

从自由主义的立场看，范美忠对于"道德绑架"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他的错误在于把责任和道德当作自由主义的对立面了。而余秋雨的错误在于，他试图以一种抽象的公共利益，去压制、剥夺乃至抹杀具体的个体权利，为公权力的滥用提供了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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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恐怕是中国右派为范跑跑辩解的力作之一了。

有趣的是，右派的另一个中坚力量、被左派称之为“美国鹦鹉”者则对范跑跑的所作所为不以为然。

多读胡适

陈志武

胡适说，“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这句话不仅让“五四”时期的左派青年，甚至连今天多数人都难以接受。一个人先顾自我、然后才顾甚或根本不明确地顾他人，这种“为我”怎么成了最好的“为人”了？按照这一道理，“个人主义”不便是最好的“集体主义”了？-- 从表面看，许多人会认定胡适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是多么冷酷、多么没有人性、多么自私，等等，它就像亚当斯密在世纪经典《国富论》中阐述的“看不见的手”那样无法接受，斯密说：你不要整天想到怎么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效劳，你只管为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做事就行，因为当你和其他人都把自己的利益服务到最大时，尽管你的主观愿望没有想到是为社会而作，但实际效果是你为社会、为集体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按照胡适的语言，斯密的意思不就是“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集体、为社会、为国家”了么？

遗憾的是，像众人不能理解亚当斯密一样，胡适的思想在中国社会被误解甚至被批判至今。他的著作在小学、中学、大学课本中继续被忽视，一般学生和成年人对胡适了解甚少。也正因为此，中国社会仍然受到那些似是而非的集体主义和国家至上主义观念的毒害。暑假将至，热爱自由、崇尚进步的学生都应该补这一课，暑期必读书至少应该包括《胡适文集》或者《胡适文存》、斯密的《国富论》、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这几本书看似不相关，但实际都涉及良序社会的基础与制度问题，谈到选择自由、个人意志、个人责任是和谐社会的基石。

似是而非

基于表面的朴实结论常常似是而非，经不起逻辑考究和经验实证。让我们暂且停谈“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等会儿再回到胡适。实际上，现实生活里充满了似是而非的“智慧”性道德说教，你稍微不小心就容易被那些看似朴实的道理忽悠。

比如，“有富共享”，作为行为准则，你很难挑剔这种道德境界，难道你要主张“有富独吞”吗？所以，社会中，当张三赚了钱马上在亲戚朋友中分光时，所有人和媒体都会赞不绝口，“张三是好人”，而没有人去问：张三的亲戚朋友为什么不能自己去赚？他们自己为什么不能自立？张三用钱把亲戚朋友养起来之后，是否有道德风险，亦即，这些亲戚朋友是否反而被养得懒惰了？-- 所以，中国社会里，成功者如果给亲戚朋友少分了，受到的道德指责反而比懒惰者受到的要多。

别的不说，在费孝通、张之毅先生写著的《云南三村》中的玉村，1943年当张先生回访玉村考察时，他发现玉溪旧有富商基本走向衰败，说，“我们看过以上玉溪四户富商之家的衰败情况后，最深刻印象是像文兴祥、冯祥这两位本人兴家的人一经死去，商号即因无人经营而停业。…… 由于本人在世经营商业时，家中兄弟子女等家人，几乎都是闲散过活，并多有烟、赌等不良嗜好，以致家人中没有一个成器的，所以本人一死，一家即后继无人。”为什么这样？在不承认个人产权、以集体压制个人的社会里，“有富共享”，也当然认定家中“一人成功、大家共享”，结果是纵容懒惰。

就像“爱”子女，表面上的逻辑自然是，既然你爱他，你就应该什么要求都满足他，否则，在子女需要钱的时候，你有钱也不给，心这么冷，这能算是爱他吗？这种一要必给的“爱”，到最后，只会让子女像玉溪的文兴祥、冯祥家兄弟子女一样，都不成器，实际效果上你给他们的是“害”，而不是“爱”。反倒是，如果在子女长大后，即使他们真的需要钱也不给，哪怕他们要从银行借钱，也冷酷不给，逼着他们自己担负起自立的责任，自己成器。由此看，表面上看似不可思议的“冷酷的爱”，反倒是最好的爱。

离开1943年的中国，回到今天的现实，看似“爱”而实为“害”的逻辑照样充斥在价值体系、社会道德、具体政策中。比如，宏观调控政策。为了抑制房价上涨太多，政府调控政策一是降低房产开发土地供应，让开发商无地盖房，二是控制开发商的银行贷款，使房产商的日子不好过，惩罚他们哄抬房价的行为。从表面上，这种政策当然“好”，是政府“亲民”的“爱”。决策层没想到的是，因怪罪房产商提价进而限制土地和贷款来源，这种停于情绪的政策反应，这种既朴实又便宜的逻辑，不仅在实效上没有帮老百姓买到房，而且由于从此新房供应下降，房价反涨，越调控越高！-- 相反地，如果政府的政策是不仅增加房产贷款和土地供应，而且也优惠、鼓励普通老百姓谁都能做房产开发，这样看似乱套，但实效上，会不会反到把房价压下、让老百姓也能买到房呢？因此，对付房产商涨价的办法反而是放松土地供应、改善贷款环境、鼓励房产商 -- 这种不可思议的政策药方让左派青年听到，不是又要跳起来？

时下物价上涨，社会愤怒，政府也很头痛，所以又要调控。为了控制物价，最朴实、脑力上最懒惰的做法是什么呢？当然是直接限制物价，同时打击“投机倒把”、抑制中间商的商业贷款了！因为表面上的确是这些商人在要高价、收高价，所以，对于懒得思辨的人来说，通货膨胀不是这些“投机倒把”商人的问题，难道还会是其他人的问题？他们没想到，如果不是“投机倒把分子”的异地运输、跨时囤积，那么，很容易出现一些地方的粮食物资多得发烂，另一些地方严重短缺、物价飞涨。如果限制物价，那会刺激、鼓励需求，增加通胀压力，同时直接影响农民养猪、养牛、种粮的积极性，会减产，使未来物资供应减少，未来的通胀会更严重。因此，表面上再次不可思议的是：让物价涨、鼓励“投机倒把”是最好的解决通胀办法！

利己是最好的利人

理解了生活中这些看似不可思议但效果上最能实现社会良序的故事后，我们就更能理解胡适的思想，也更敬佩他的独到深刻了。在一片自由热、爱国热中，“五四”时期的青年几乎都相信了“忘我”的集体主义、相信了“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相信了消灭私有制并代之以公有制，也是根据朴实的表面认识，得出只有这些“忘我”才能实现个人自由和社会公正的结论。可在斯密、哈耶克、胡适、弗里德曼看来，这些“忘我”却恰恰是“通向奴役之路”。

胡适的言辞不那么富有战斗力，也不一定能煽情，但他思想的价值也恰恰来源于其理性。

胡适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引自胡适《介绍自己的思想》，洪治纲主编《胡适经典文存》）。

在他1918年奠基性的经典作——《易卜生主义》，胡适引用易卜生的话说，“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对此，胡适解读说，“这种‘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

1930年，在《介绍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胡适说，易卜生主义“…… 便是最健全的个人主义。救出自己的唯一法子便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于现状。敢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上的腐败情形．做一个‘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斯铎曼医生。”

利我主义是最好的利他主义，利己是最好的利他。为什么会是这样？平时，我们总被告知：不能“为我”、只能“利人”，自私是集体利益的敌人。但是，如果众人都忘了自己，到最后，没有几个人能“铸造成器”，在连自己都没料理好的情况下，个人怎么有能力、有资格、有基础去“利人”呢？这就像下水救人，如果自己不能游泳或者还没安顿好自己的安全，去救人的结果，不是自己和溺水者都活不了？不要跟我说：救人的行为比结果更重要！

“为我主义”之所以是最好的“利人主义”，是因为这首先让自己不成为社会的负担、不成为他人的负担，这就是最起码、也是最重要的“利人”。使自己不成为社会的负担、国家的负担，这即为个人给社会的第一贡献。

不管左、右，“五四”青年差不多都反对传统、向往自由。可是，对自由、公正的必要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基础，在理解、所开药方上，却存在严重差距，甚至是绝然相反的两个极端。

同样是为了自由公正的理想，“五四”左派青年主张个人权利服从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为了集体，“个人”必须无条件牺牲“小我”。发展到后来，就延伸出财产集体所有、公有、国有。这些“忘我”主张最终被“革命”者所利用。

在胡适看来，个人权利和“为我主义”是自由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也是集体的基础。如果没有个人权利在先、不能“为我”，如果只强调集体的利益，怎么能有自由？“利人主义”、集体主义强调集体先于个人，这在逻辑上就有悖于自由，基于集体主义的制度也就不可能支撑自由。个人主义不是反对集体，而是只服从基于个人自由选择而结盟的集体，因为服从于那种自愿结盟的集体才与自由原则内在一致。如果强迫个人服从不是基于个人自由意志的集体，那本身就是反自由。

胡适说，“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而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引自《易卜生主义》）

所以，胡适强调的“为我主义”是跟个人责任相伴的个人主义：为了对他人、对社会负责，你先要对自己个人负责，因而先要“为我”，让自己成器。

胡适说，“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 （引自胡适《介绍自己的思想》）。又一句表面上不可思议的名言！他当然不是鼓励人们孤立、与社会隔离。他是说，在你敢为个人“担干系，负责任”使自己成器之后，你会是一个自己的人，你在利益上“孤立”，因为你不再依靠他人施舍、也不是社会的包袱，给自己保住了最大化的自由意志，你当然是最独立自主的强人。

那么，在范美忠老师碰到地震时，他是否有放下一班学生、自己先跑出教室逃命的自由？胡适的“为我主义”强调的是个人的自由选择空间，同时也强调个人对自主选择的后果“担干系，负责任”。范老师可以选择做老师，也可以选择不做老师，他有这种自由，可是，一旦选择了做老师，他就接受了“老师”这一职业所包含的责任，包括学校和众多家长的信托。选择做老师时，他自愿放弃了一些自由权、接受了相应的责任，为此得到的补偿是工资待遇、社会名誉等。他在地震时二话不说就逃，这不是他有没有自我利益当先的选择权问题，因为他身在学校做老师的每一刻，他的这一权利已经通过契约放弃、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对学生的责任。换言之，如果一个过路人正好在地震时走过教室，他可以自由选择逃生，人们可以从道义上指责他，但不会说他有责任去帮助学生逃生。而范老师有这种职业责任。

胡适一生的为人风范也证明了，一个“为我主义”者可能更是一个负责任、有社会道德的人，因为他的负责任和守道德更是基于自愿，不是由于他人的强制。

的确，按“五四”时的社会与政治气候，如果胡适选择做左派激进青年、加入忘我“利人主义”，那不仅很容易，而且也政治正确，在脑力上也不需太深的理性思考。但是，胡适走得更远、更深、更对社会负责，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为突出的自由主义思想者之一，他的思想和为人里里外外、前前后后逻辑上相一致。“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胡适的著作值得反复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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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则认为对范跑跑行为的关注属于避重就轻。

大震中校舍批量倒塌的制度必然性

――从范美忠“自污”说开去

贺蕊莉

一天在MSN上，郭兄说“你写点东西吧”，我叹道“没有激情”。是啊，大概一年多了我没有写东西，不论是股市的暴涨暴跌，还是房价如吃了伟哥般昂首上冲；也不论南方雪灾、西藏事件，还是火炬风波，都没有让我挤出些许文字来。即便是汶川地震，也只是嫌去了我的眼泪和捐款，没有半行文字。大震之后出来若干热点，先是沙郞.斯通让国人举国暴怒，后有“范跑跑”遭遇网络群殴，最近又有人要代表鬼，怪异之事层出不穷。这一系列的事件中惟一让我有写作冲动的是范美忠，当然这种冲动是在看了范在凤凰台“一虎一席谈”的辩论之后。

范美忠，一个在大地震中率先跑出教室的中学教师，在地震十天后在自己的博客中发了《那一刻地动山――“5?12”汶川地震亲历记》一文，并称自己“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这番话激怒了众网民，遭到群殴，并被冠以“范跑跑”称呼。在行为上范美忠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坏事，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好事，他广受关注的原因是他把自己“小丑般行动”昭示于天下，并挑战传统道德观，以“自污”的方式挑起争论，让人们反思 “教师有责任保护学生，哪怕是牺牲生命” 这种习惯性思维。反思“社会通过拔高对教师的道德要求而弥补校舍质量低下的制度缺陷”的习惯性逻辑的合理性。

纵观中国的住房建设制度安排，大部分的房屋是“建房子的人不住，住房子的人不建”。住房子的人不建有两种情况，一是没有能力建，二是没有权力建。前者如在城市中生活的人们，自己没有能力为解决自己的一套容身公寓而去建设一座大楼；后者则如许多城里人曾试图自己到农村购地自己建设住房做法被制止的情形，“小产权房”在中国至今都是非法。勿用置疑，住的人比建的人更关心质量。如何让建房子的人像即将住房子的人一样关心房子的质量呢？除了道德要求外，制度是必要的保障，而制度保障中最基本的保障便是监督。

在古代汉语中，监督是两个词，“监，临下也”，“督，察也”1 ，两者结合即是自上而下的察看；英文中，监督（supervise）一词也含有自上而下察看之义；在现代汉语中，监督一词虽然没有局限于自上而下的察看，但监督安排中，由于监督者代表着上一级委托者的权威，既使是同级监督还是具有了一种“自上而下”察看的特权。而如何保障监督的有效性呢？让我们从监督的基本要素入手。

监督有三个基本要素分别是：监督努力、监督能力和监督权力。即监督者要想对被监督者进行有效的监督，需要监督努力、监督能力和监督权力三者的统一结合。（1）监督努力。监督活动需要监督者的监督努力，而监督努力源于监督动机。动机有利己动机和利他动机，一般来说利己动机下的努力程度要比利他动机下的努力程度更高，监督更为有效。当监督者将监督职责委托给他人时，在监督关系中出现了委托代理关系，对被监督者实行直接监督的代理者，无权索取监督剩余，监督活动只是其工作职责，利己的动机下降，利他的成份在增加，监督努力下降。委托代理链条越长，代理人的监督努力程度越低，监督不力的可能性就越大；（2）监督能力。监督除了意味着监督者应处于相对强势、具有相对独立地位外，还需要监督者具备监督能力，如足够专业知识、；（3）监督权力。拥有监督能力具有监督动力的参与个体，还需要被赋予其监督的权力，否则为越位监督、无效监督。监督能力、监督权力和监督努力的统一构成了监督的权威，破坏其中的任何一个要件，都会破坏监督的权威和有效性。

在中国的制度中，任何参与者都无法实现监督努力、监督能力和监督权力的统一结合，有监督权力的无监督动力，有监督动力的无监督权力，有监督努力的无监督权力，导致虚监、弱监、无监问题产生。在住房建设制度安排上，住房者对建房者的监督的动力是足够的，但仍然时常出现 “豆腐渣”工程问题，这种监督不力往往不是因为监督能力不足，而是由于监督权力问题。在我国，拥有监督权力的除行政领导外，就是那些监督部门了，诸如纪检、监察、审计等，每个部门也只拥有部分的监督权力，普通市民对事物的监督也只能通过向上述部门反映来实现。在住房监督上，商品房的住户是通过退出机制来督促建房者保证房屋质量的，而其他无法通过市场化解决　的大部分建筑则没有这么幸运，比如校舍。目前，我们都是依赖监工来保证校舍等式公共建筑的建筑质量的，这是一种委托－代理性监督，即间接监督，与直接监督相比，一般来说其动力会低于直接监督。尤其是在监工是由建房者聘任的制度安排下，监工能够抵制来自于被监督者的“合谋性博弈”诱惑、公正独立地行使监督权力的可能性下降，建筑质量低下，在大地震中批量坍塌成为必然。

一个从制度上保证建筑质量低劣的国度，人们不去或不能去追究这种制度的问题，却用拔高教师道德要求的办法去弥补这种缺陷，显然是在头痛医脚。这对于教师来说这又是极不公平的，而且，无助于制度的改进和社会的进步。范美忠显然是看到这一点，他以丑化自己为代价来唤起中国一直以来通过拔高市民道德水平的办法来弥补制度的缺陷问题的关注。他极少为自己辩解。他绝不在自己的荣辱问题上纠缠，每句话都在冲击着中国多年以来的道德观，可见他是在启蒙。如今，他被取消了教师资格，成为一个挑战传统道德观的殉道者，成就他要做一个思想烈士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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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这是非常不着调的说辞。范跑跑就是范跑跑，不能因为建筑物质量问题，而偷梁换柱，抹杀范美忠临阵脱逃行为的恶劣性质。建筑物质量问题，那应该是花费巨大力量进行调查的另外一码事，（当然，当局注定是不会准许如此调查的，否则无处不在的腐败的存在被公诸于众将会使得江山崩塌。）可建筑物质量的问题再大，也不能取代范跑跑行为本身的道德诘难。

下面的内容也与上面的差不多。

“安全”建立在一连串职责基础上

邹啸鸣

有人以汶川地震中出现的不少英雄教师救学生为例，以“日本、美国都对老师必须庇护学生有具体要求”为例，说明范美忠“不顾学生自我逃生”是跑错了。而他的“除了自己的女儿，连老母亲都不救”的言论，触犯了中国的“尊老爱幼”的传统，是错上加错，因此很多人指责范美忠的自我辩护很无耻。

我曾经在新快报发表文章《开除范跑跑能给学生“安全”预期吗》，我强调：人们之所以关注“范跑跑事件”，本质上是对“安全”的期盼，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解决两个问题：1、所有的师生都一样要经历更专业的应急反应训练，那才能提高生存的概率。 2、将各种公共设施修建的更结实，才是真正对学生和家长的“负责”。才是可以值得期待的“安全”。

请注意，我并不认同那种将师生之间的生存机会，看成是“相互替代”关系的观点，而是将这种机会看成是“共赢”。几天前，日本地震烈度跟汶川的相仿，但是对人类所造成的损失，比汶川轻到可以忽略不计。而且根本没有出现老师多么地“英勇” 的报道。这说明了什么？

我认为，如果范美忠是在美国、日本的条件下，自顾自地跑了，然后自我辩护，我也认为这种行为“很无耻”。但是在中国的“不坚固的房屋＋无应急反应性训练”的条件下，在仔细阅读他在QQ网站采访的条件下，我认为他言行是可以理解的。

舆论对范美忠的“群情激愤”是现实存在的，灾后的惨象使得人们产生了这种“集体焦虑”。这种思维认为当务之急是让范跑跑“闭嘴”，他们担忧：如果教师都不冒死亡的威胁，那么学生还能指望谁呢？他们以为，范美忠闭嘴以后，甚至清除出教师队伍以后，中国的“师德”就高尚了起来，这也许可以让这种“焦虑”搁置下来，但对于何种途径才能有效地解决“安全”问题，让人们真正地放心，“集体”是不考虑的。

这种“集体焦虑”是一种典型的文学思维和感性思维。而与之对应是是科学思维及理性思维。这种思维显然没有领会到：“安全”是系统工程的结果，这个结果是建立在一连串职责落实的基础上。而绝不仅仅是教师的职责。即使立一百条法律，下一千个文件，树一万个英雄，也不可能改变教师属于“血肉之躯”的事实，也不可能让血肉之躯顶起垮塌的钢筋水泥。

跟地震灾害有关的职责主体有七个：各级政府的财政部门、各级政府的教育部门、各个学校的法人代表、各个学校建筑承包商、各个建筑监理单位、各位教师、各位学生。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财政部门给教育部门的拨款比例太低，如果教育部门给学校教学设施的拨款太低、如果学校建筑达不到地震烈度的要求、如果建筑商坑蒙拐骗、如果建筑监理为了金钱放弃职责，如果地方政府从来没组织应急反应性训练，如果老师只知道自我逃命。那么师生就都处于“危险的屋檐下”。而现在舆论仅仅指责教师，是一种典型的“选择性失明”。

而且，这一连串职责之间有因果关系。财政给教育部门的拨款低，教育部门给学校的拨款就高不起来；如果财政拨款充足而教育部门克扣，建筑达标就只能是空话；如果教育部门的建筑市场缺乏公平竞争，那么建筑商坑蒙拐骗就有巨大空间；如果地方政府抗震意识薄弱，那么教师和学生就“不懂得”如何有效地逃生；如果建筑质量不达标，哪位老师敢于呈英雄？那个学生敢信任“勇敢的老师”？

我们绝不能将安全的期望，建立在所有这些职责主体的“道德高尚”上面。我支持提高教师在突发事件中的组织职责，也支持给教师相对应的报酬。我们必须有清晰的“责权利对称”的理性思维和相应的制度建设。实际上，这一连串职责主体都是由一个一个的人在承担，而每个人都有“损人而利己”的可能。制度的有效性就在于能够约束每个职责主体“损人利己”的行为，才会使每个人的行为都变得可以合理预期，他们才会“共同”给师生提供一个可以有序逃生的建筑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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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奕嘉发来的内容。

詹奕嘉

2008年6月30日 13:03

近期网文共享

近期网文共享.rar

韩寒与李不识.doc

韩寒与李不识

带三个表 @ 2008-06-20 13:42:08 分类: 杂谈

今天一冒头，钱裂馅老师便发给我一个链接，后面还有一个“钱式风格”的注解：时评至少应该写成这样！

我看完这个视频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东北人的确没文化。

我这么说肯定有一帮东北人站出来叫板：“小样儿，你找削呢？有本事你回来，我让你横着回去。”我们东北人也就这点本事。

作为东北人，我的确为这两个该去戏园子唱二人转的主持人感到脸红。这倒不是因为韩寒是我朋友我替他说话，而是觉得，东北经济发展了这么多年，变化那么大，怎么就不见文化上有什么提高呢。我看不惯的是那种貌似贴着东北人的幽默标签的调侃透着脑残和无知。我相信这两个主持人基本没看过所谓文学大师的作品，这些大师的名字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个符号——一个不能批判置疑的符号而已。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他们铆足底气去批判韩寒了。

我上次采访马未都，他说了一句反讽的话：毛泽东牛逼之处在于，他居然能让文物变得不值钱。在毛氏年代，除了革命和阶级斗争，其他都可以一钱不值。文学，比文物还要贱。

红色文学应该从延安建立根据地开始，那时候南京、上海等白区的进步青年作家像朝拜一样纷纷跑到延安，就跟现在很多文学青年纷纷跑到北京一样，希望实现自己的革命＋文学的理想。1942年，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实际上就把之后六十多年文艺与文学的基调定了下来。这个讲话的背景是整风运动，好多人不知道整风运动是什么，大家可以去股沟网站百度一下，简单地讲，就是把看着不顺眼的人给灭了。《讲话》最后确定的基调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革命做贡献。在当时的背景下，确定这样的基调倒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一批文学青年经过思想转变后，开始为工农兵服务了。

后来我们上学都的语文课本里的现代文，大都以这个基调来筛选的，文学性是次要的，主要是这个作家本人的阶级立场，所以不能用梁实秋、林语堂或者胡适的文章。虽然古代不归现政府管，但在课文选择上也有一些倾向，如果是反应劳苦大众生活的文章，比如《卖炭翁》，如果是反映阶级斗争的文章，比如《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就可以入选。

我们一代一代人都是学着这些课文长大的，那些符号化的作家们，那些被经典化的课文，已经牢牢地刻在我们的脑子里，它说的什么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正确的，你不能去怀疑这些。这是文学被政治化之后让你做出的超越文学本身的选择。而你别无选择，你说它文学性差，就会投鼠忌器，人家会怀疑你的动机不纯。要是在文革期间，韩寒早给拉出去毙了。

韩寒这种没受过正规教育的人真不懂事，你看那两个主持人多懂事，一看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没受过高等教育也是受过高等教化的。这就是目前中国最可怕的地方，我们的脑子总是被洗得如此清澈见底，像韩寒这样脑浊的孩子应该见一个杀一个。

由此我又联想到最近的含泪的余秋雨和江城子诗人王兆山，如果说40年代的那些作家还存在一个把野猪驯化成家猪的过程，那么现在的一些作家生下来就生活在猪圈里，而不是野猪林。投机和拍马已变成了本能。包括司马南，他也是打着科学的幌子投机拍马，更具迷惑性。有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时代还会出来一批跳梁小丑，记住，阿谀奉承、明哲保身、投机取巧在任何时代都有市场，赵高、屈原的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不就是说了一句文学大师文笔不好吗，谁没有缺点呢。我们的脑子都坏掉，跟我们常常把某些人物神化有关，这里面有民间神化的，比如关羽、孔子、诸葛亮之类的。还有政治神化的，比如那些文学大师和傻逼偶像。从古至今，某种人物或事物被神化取决于两方面，一是自己无知，二是对所神化的对象缺乏了解。而我们基本上都是两样占全了。中国之所以适合搞阶级斗争，搞运动，都是因为民众普遍具备这两个因素——点火就着。其实跟文革遗风没什么关系，这是我们从来就有的东西。

从韩寒这次被媒体质疑让我想起了1985年有一个类似韩寒的大学生，他叫李不识，这个同学在《杂文报》上写了一篇《何必言必称鲁迅》，他说现在的杂文总是引用鲁迅的文字，到处都是“鲁货”，他不过是对当时议论文的语境提出一点小小的置疑，于是引起轩然大波，然后，文学界站出千军万马，对这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口诛笔伐。你想想，在那个年代，鲁迅老师就是神啊。额地神啊，你这么说鲁迅那不是找死吗。最后，李不识同学不得不站出来道歉，估计如果丫不站出来道歉，下场跟范跑跑一样。

你现在看到了，二十多年过去，中国人除了物质层面更新换代，精神层面就他妈从来没进步过，说一句心里想说的话，做一件正常人想做的事情，何其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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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曾经与我见面并请我喝酒、作为改革开放最初的政策设计者之一、后来任深圳市发改委主任、现在搞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徐景安发来了他与司马南之间的些许纠葛。

xujingan

2008年7月13日 21:16

怎样面对来自长者的批评.doc

怎样面对来自长者的批评？

司马南

7月初，深圳徐景安先生邀请我参加他主办的“中国新文化论坛”，拟专门讨论普世价值问题。我当然很有兴趣，奈何先前已决定7月4日至8日赴汕头参加第四届中国文化论坛，朋友已约好，机票也已预订，我婉言谢绝了徐老先生的好意。

汕头归来，得知徐老先生在该论坛上的发言，已经整理成《如何看待普世价值与“范跑跑”现象》一文，文中对我提出严厉批评，新浪网以《司马南是裸体冲锋的战士》为题还做了重点推介。

仔细看罢批评意见，我猜想可能他老人家没有时间认真了解司马南到底说过什么，仅据只言片语推论，或据他人批评联想，便指斥“司马南是世界最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令人不解的是，他老人家把“南京大屠杀是可以理解的”这样的话也算到司马南头上，进而得出结论：“司马南是世界最彻底的反道德、反伦理、反人类主义者”。

这样的论证方式很特别，也很省事，可谓不著分文便得天下，只要宣布“尔等反道德、反伦理、反人类”之后，精神即告胜利，论辩自行完成。试想，对手恶劣到了“三反”地步，与之还有何讨论之必要？今天回想起来，没去成这个“新文化论坛”也许对了，人家把你当成思想纳粹讨之诛之，“司马特勒”如何为“反道德、反伦理、反人类”而辩解？

余自知才学浅陋，目力有限，故对饱学之士真心钦佩，对乐知善知者，有同命同好之悯，但是，本人并不乏开展批评的勇气，对人如是也，对己亦如是也。对那些恶意为之恶言相向者，譬如***者之流，回手就是一剑，绝不怯阵手软。但眼下的麻烦是，一位年逾古稀的，大家都该尊敬的长者出言不逊，而且宣布的是“新文化论坛”的研究成果。面对这样的长者，敬也不是，避也不是，反唇相讥更不是。试图解释一二，亦恐词不达意。

幸好，徐老自己关于普世价值有一个定义：“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才是完整的普世价值观”。对此，我先真诚地表个态，这个普世价值观非常之好，好过《南方周末》鼓噪的，好过《南方都市报》炫耀的，好过“天谴论”教授贩卖的，好过范跑跑实践的。对此，我不仅没有不同意见，而且完全拥护举双手赞成。徐老的普世价值观与孔夫子“仁者爱人”之说一脉相承，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将其定义为普世价值应为众望所归。

其实，稍仔细看看文章就会发现，司马小子并不反对什么普世价值，只反对世界上有人凭强权定义普世价值，反对把普世价值作为大棒谋一国之私，反对用普世价值来妖魔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反对鹦鹉学舌借普世价值消解我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小子所论盖属政治价值层面，基本与个人道德价值层面无涉。徐老人家真真冤枉我也。

假使我的老父亲没有被文革夺命，活到今天应为八旬老人，“子欲养而父不在”，人生之痛莫过于斯。忆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面对徐先生的批评，晚辈惟取洗耳恭听，只要老人家心里痛快身体健康就一切就好。（2008-7-12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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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安发来有关范跑跑现象的说辞。xujingan

2008年7月14日 9:51

如何看待普世价值与“范跑跑”现象

徐景安与司马南.doc

如何看待普世价值与“范跑跑”现象

徐景安：

今天举行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七次会议。我认为刘利华副教授写的《“和谐哲学铁三角”的意义》是一篇很有价值的文章，她提出的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的有机统一构成的“哲学铁三角”以及哲学必须面对和解决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即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的三大关系，为构建中国新文化提供了一个参照、也是一个标准。我国思想界存在自由主义、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三大流派的不同主张及激烈争论。各派都说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说100年以后再看。利华的这篇文章等于给各派出了两道考试题，你的文化主张用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考察是否言之有理？能否解决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的三大关系问题？当然，不能期望解决思想分歧，但能使讨论进一步深入。

哲学是应该回答现实的。利华的文章提出：能否自觉接受人类普遍价值，标志着一个人、一个学者、一个群体、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有没有属人的精神资格。还说普世价值标准在水平上有底线与高标之分。底线普世价值规范的是为人的资格，高标普世价值昭示的是成圣的理想。而汶川大地震恰恰引发了普世价值之争，以司马南为代表对普世价值极尽讽刺嘲笑之能事，你这里当神圣，他那里当毒品，对立之烈！而范跑跑的行为与言论更引起争议，一边骂无耻，一边夸坦诚，分歧之深！中国的精神分裂、文化分裂、道德分裂可见一斑。对于这种现象，也会有不同看法，这很好啊，文化多元嘛，只有一种声音的时代过去了。但是一个社会连什么是善恶都没有基本的起码的共识，是好事吗？不分善恶、美丑、真假、对错、是分，正是当今中国的时髦。连这样的共识都没有，中国还怎么改、往哪儿改？所以，我认为明辨善恶、寻求共识是当今中国的头等大事。雨墨发来一篇文章批驳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称“大陆中国人像迷失的狗”，确实是对中国人的污辱。用着中国人制造的廉价商品，中国又用所赚的钱购买美国国债，支撑着美国人的消费，还倒过来辱骂中国人，这种人才不是东西。但大陆中国人的迷失却是事实，没有主流价值观，不知对错，香臭不分，这种状况不改变，中国再多GDP，中国人再多人民币，也被世界瞧不起。正如利华说的，最多不过是一个“暴发户”。这也就是创建中国新文化的重要。

总之，讨论哲学是为解释世界、改造世界。希望今天的讨论不要陷入纯哲学的概念之争，而是要结合实际。

徐景安：

咱们讨论哲学问题还是应该结合实际，回答现实。汶川大地震引发的普世价值之争，很值得关注。

首先，有没有普世价值？《南方周末》5月22日署名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司马南于5月25日发表网文“冷看《南方周末》裸体冲锋”，用辛辣嘲讽之笔揭开了争论的序幕。

他说：“价值如果要普世，从时间上来说，今天的人怎么去普昨天和明天的世呢？从空间上说，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是生活在已有的历史之上的，要象给计算机清零一样给人和国家清零是不可能的。”按他这种说法，人类社会的一切规范都可归之无效，昨天制定的，今天无效。今天制定的，明天无效。你制定的，对他无效。多数人制定的，对少数无效。少数人制定的，对多数人人更无效。司马南是世界最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人不是计算机可以清零，人是不能用任何规范可以约束的，司马南更象是一个裸体冲锋的斗士。

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人说不杀人（尊重生命）是普世价值，君不见杀人的理由何止成千上万，要不要执行死刑成了问题，计划生育是不是杀人也成了问题……”他的逻辑是因为有人反对，所以普世价值不存在。因为世上还有“成千上万”杀人的理由，所以，不杀人、尊重生命，这样的文明原则也不能成立。南京大屠杀是可以理解的，哪有不杀人的战争，哪有战争不杀人？司马南是世界最彻底的反道德、反伦理、反人类主义者。司马南确实是一个裸体冲锋的斗士。

其次，汶川大地震证明了什么价值？这更有意思。

南方周末报的评论文章说证明了尊重生命的普世价值，“兑现国家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司马南反驳说，十几万官兵的浴血奋战，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那井喷式的捐助，十三亿人抗震救灾的所有努力，居然是为了“兑现国家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还有人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去救灾，是接受了普世价值的教育？唐山地震时，中国人还不知道什么普世价值，难道就不救灾了！

那么，汶川大地震证明了什么价值？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赵汀阳写了《事实是检验价值的标准》一文说：“汶川救灾的事实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每个人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人的手里”，“ 每个人的存在、利益和幸福都取决于他人，他人就是我的存在条件”。他说，假如学校是由不负责任的他人建造的，学生的生命就遇到严酷的挑战；假如没有那些英勇无畏的救援者，学生的生命就不会得到拯救。每个人都只能从他人那里获得帮助和拯救，所以他人就是救星。以他人为思考重心的理念，就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结论是“汶川救灾证明的不是西方的普世价值，而是证明了中国价值就是普世价值。”

还有人说，汶川大地震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体现，解放军的救援行动，救灾中不顾自己、抢救他人的感人事绩，民众的爱心捐助，都体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如果说，汶川大地震证明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或者是社会主义价值观，那么“911”事件，美国消防队员不顾大厦倒塌的危险冲锋救人、美国人互相关照地撤出大楼，是体现了什么价值呢？他们好像并没有经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也没有学过“老三篇”啊！

在灾难面前，中国人、美国人尽管有差异，但都表现了共同的救助行动，这说明普世价值的存在，而普世价值源于共同的人性。有人会说，唐山大地震时，中国正处于文革之中，文革讲的是亲不亲、阶级分，批的就是共同人性。唐山救灾怎么证明普世价值的存在？有人说唐山救灾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那救人前就要先调查一下，压在下面的是敌人还是人民，是地富反坏还是阶级兄弟，要不阶级立场哪儿去了，地富反坏死了活该，还省我踏上一脚呢？要救你也成，咱先救阶级兄弟，再来救你！唐山救灾，哪管这一套，救人再说，这是人性论的胜利、阶级论的破产。

救灾首先是救命，因为人的生命最重要。这又首先表现为受难人的强烈的求生意志，对活下去的渴望，这就是爱自己啊！我们要救他，就是尊重、珍惜他爱自己的愿望。如果一个人不想活了，怎么救也没用。所以爱自己，是普世价值。

救灾体现了爱心，爱心源于人的同情心。我们看着受难的画面流泪，然后尽力捐助，也有人奔赴灾区救人，这就是爱他人。这是普世价值。

救灾是社会行动。要顾大局、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公共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社会主义理念，也就是爱大家。这也是普世价值。

所谓普世价值，就是超越阶级、民族、国界、时代，适用人类的共同的行为价值。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就是普世价值。赵汀阳说得对“一个真正普遍有效的价值观体系必定具有最大兼容性，它能够合成并且容纳来自各种文化对普世价值的创造。”所以，汶川大地震不是证明西方、东方、社会主义的某一个价值，而且人类文明共同创造的普世价值。

现在，我们用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的普世价值观来看待范跑跑现象。

范跑跑讲，地震来了，我就先跑，在维护生命的权利上与学生是平等的。他跑也没有妨碍别人跑，这是符合自由主义原则的。但他忘了做人的责任、做教师的责任。地震的一瞬间，他本能地先跑了，但脱离危险后应该想到学生怎么样？他发现学生并没有下来时，他一点不着急，根本没有去找。当学生怪他，为什么一溜烟跑掉，不带他们走时，他居然说：“我从来不是一个勇于献身的人，只关心自己的生命”，并且以自由、公正作为理由。确实，范跑跑没有违背自由原则，他热爱自己生命也没有违反公正原则。自由主义作为价值论，本身是有缺陷的。

自由主义强调人的权利平等，人人有爱自己的权利，但忽视了人还需要承担责任，人不仅有获得的权利，还有付出的义务。承担责任不能讲平等原则，而是讲爱心、讲道德、讲奉献。比如男女平等，是指权利平等、人格平等。但从责任讲，男人要多负担经济，女人要多负担家务。如果把平等原则延伸到责任范畴，谁也不愿多付出，男的与女的在经济上讲AA制，女的与男的在家务上斤斤计较，我洗一个碗，你必须洗双筷子，否则就不平衡，就吵架。当然最后只能分手。

而儒学不讲人的权利，强调人的责任，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就是讲父子君臣的责任。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就是学生要尊敬老师，老师要为人师表。范跑跑就要承担起教师的责任，结果他不仅不顾学生率先跑掉，而且把自己出于本能的自私行为标榜为正义，不仅是为自己开脱，而是写成文章传播。这就涉及到什么是人的道德底线？一个只为自己，不妨碍他人的人是不是遵守了道德底线？按西方文化，范跑跑不会受谴责，而且受称赞，看反应快、跑得快，怪不待耐克公司请他做形象代言人。而按东方文化，人必须讲道德，不讲道德就是禽兽。像范跑跑这样，遇到危险就跑，与动物有什么区别。所以，范跑跑不仅是违背了教师的职责，也违反了做人的道德。范跑跑竟然将无耻作为美德来吹嘘，而这种无耻的“勇敢和坦诚”还竟然受到不少人称赞。这就表明中国社会道德共识的缺失，反证普世价值观建立的必要。

不讲人的权利平等的儒学也是有缺陷的，儒学推崇的就是人的不平等，三从四德就是要儿子服从老子、妻子服从丈夫、臣子服从皇上，并且要你死不得不死，要你亡不得不亡，一个人的生命权利也被随意剥夺。中国人是按三六九等排列的，穿衣戴帽坐轿都是分等级的，用了皇上专用的颜色图案是要杀头的。所以，西方文明弘扬自由、民主、人权，在道义上、原则上宣布人人平等，具有进步意义。

西方文明强调人的权利，实际上就是人人都有爱自己的权利。东方文明强调责任，实际上就是人人都有爱他人的义务。社会主义强调集体，实际上就是人人都有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和义务，也就是爱大家。所以，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才是完整的普世价值观。

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的价值论，来自对人性本质的认识。人的本质揭示的是人与人的共性，或者是人与动物的区别。追求幸福是人与人的共性，尽管穷人与富人对幸福的理解不同，但追求幸福的动机、愿望、要求是一致的。追求幸福也正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所在。人有思维、意识、精神，人会制造工具，人会劳动等等，都是人追求幸福的本质体现。

宗教的本体论，上帝也好、天堂也好、来世也好，是无法验证的，也不需要证明。利华说是“诚则明”，信就是了，不要去追问。哲学的本体论，利华说是“明则诚”，是需要用人的经验去证明的，是可以考问的。人性的本质是追求幸福，是完全可以用人的经验证明的，也是经得起考问的。

人为了追求幸福的本体论，决定了人的价值论，这就是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生命都不存在，有什么幸福可言？所以，爱自己，是追求幸福的前提。然而，一个只爱自己，不爱他人的人，一个得不到他人爱的人，肯定是不幸福的。所以，要追求幸福必须爱他人。追求幸福的最高境界是突破生命的有限而实现永恒，爱大家是必然的选择。

而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也实现了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回答了利华说的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

在认识论上，从追求幸福的本体出发，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遵守了形式逻辑的同一、严谨、充足的思维规则，又符合对立统一、不执片面、综合把握的辩证逻辑。认识论要求说话有根据，讲理符逻辑，结论不片面，经得起事实的检验，能接受各种考问。这就不能固守一派之见，死守所谓的道统，真正继承、吸收、并蓄、兼容人类的一切优秀文化，才能避免用一片面反对另一个片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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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jingan

2008年7月22日 9:38

范跑跑现象拷问现今中国的道德标准

范跑跑拷问.doc

范跑跑现象拷问现今中国的道德标准

（徐景安2008.7.20.）

范跑跑是一个中学教师，教师的工作就是教书、出题、考试。他转辗于媒体与教育，一直想表达、传播他的思想，可总是碰壁。这次他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自己的言行向全国传达了他的理念，并拷问了当今中国，引起媒体、学者、教师、学生、民众以至当局的广泛关注和热烈争议。这场争议的焦点是挺“真小人”还是“伪君子”？很大一批人欣赏、支持甚至爱慕范跑跑坦诚、勇敢、真实地展现了“小人”风范，认为“诚实的胆小鬼比虚伪的道德卫道士更值得尊重”。而批判、反对的人认为：“当一个社会的绝大部分小人都不再费心去装扮伪君子了，这个社会也就差不多快堕落到底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我们究竟选择做“真小人”，还是当“伪君子”？如果不做“真小人”，也不做“伪君子”，还有什么别的选择？一个理想的中国人应该是什么样的？现今的中国应该主张什么样的道德标准？我认为，这才是这场争论意义的实质！

范跑跑的行为有没有触犯道德底线

这场争论的各方都没有否认，一个社会需要确立道德底线。范跑跑的行为与主张，就是拷问中国的道德底线在哪里？范跑跑在地震中率先跑掉是一种行为，事后的解释是一种主张，再有意传播出去想达到某种目的。他说：“我本身有一个意图，我用了别人看了似乎不能接受的观点来挑战大多数民众和主流价值对于一个多元价值或者是异端的容忍度。”还说：“我以极端的言说方式甚至在别人看来挑战了道德底线”。正是在道德底线的问题上形成了巨大分歧。即使对范跑跑持批判态度的人中，也认为范跑跑违背了教师的职业道德，但没有违反做人的道德底线，或者范跑跑的行为没有错，但不应该那么说。

那先来讨论范跑跑的行